烟波朦胧中，新京报记者看到，北来越冬的天鹅和灰鹤成群站在水边。“但就是很难再见到江豚了，这两年都跑三山（水域）那边了。”驾船路过此处的鄱阳县莲湖乡朱家村渔民朱宏生（化名）说。

瓢山水域位于鄱阳湖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2013年12月，一位研究人员曾在这里观测到47头长江江豚；2014年12月，这一数字突然变成了“0”。

江豚是除白鳍豚外，长江流域特有的另一种淡水豚类动物，今年5月刚被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距今最近的2012年科考调查发现，全国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为1045头，其中，鄱阳湖有450头，占据整个长江流域长江江豚数量的近一半。为此，有学者将鄱阳湖称为“长江江豚最后的避难所”。

近日，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瓢山水域长江江豚保护区中江豚大面积消失，很可能与此地2014至2016年的大规模采砂活动有关。

12月5日，曾经批示此地采砂的江西省水利厅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批示采砂之前，按程序曾向江西省农业厅、林业厅、环保厅征求意见，但彼时没有部门提示那里是长江江豚保护区。

而主管该保护区的江西省农业厅下属渔政局，至今没有对此作出解释。

保护区的十里砂岛

11月15日，天色渐渐大亮时，渔民朱宏生驾驶一艘满载小鱼仔的船，又在瓢山水域搁浅了。渔船被卡在一个砂岛边缘，两米外是一条大型运砂船。他惊出一身冷汗，赶紧熄灭发动机，跳下船查看。

“挺危险的，要是把发动机弄坏就麻烦大了。”他知道，又是砂岛惹的祸。

从2014年秋天、瓢山水域开始出现采砂船起，渔船就偶有搁浅。

当年，几十艘采砂船将砂石从湖底吸上来，直接在湖中进行分选，细砂被抽走卖掉，粗砂则直接倾倒在湖中。渐渐地，小砂岛在瓢山水域星罗棋布，零零散散分布在水域两岸，蔓延约10里地。

随着两岸砂岛群形成，这两年来，朱宏生很少在此处再看到江豚来吃渔民丢弃的小鱼。

一个原因是，瓢山水域的面积被堆积的砂岛压缩，加上渔船来来往往，江豚的实际活动范围也被不断压缩。

另一个原因是，大规模采砂后，原来距水面约两三米深度的砂床消失了。11月中旬，有朱家村的渔民用一根长篙大致测量了瓢山水域航道的湖底，已经至少有10米深。

“十米深的水让江豚生活本来没有问题，但砂床被挖走后，贝类等底栖生物的恢复是需要较长时间的，短时间内肯定会对该区域的生物资源造成严重破坏，肯定也会影响鱼类和豚类的栖息。”中科院水生所副研究员郝玉江说。

此外，中科院水生所经过常年的观察，发现鄱阳湖中有很多草洲浅滩，它们在春季便是鱼类产卵繁殖的重要区域，从而也是江豚抚幼的重要场所，“一是这里小型鱼类丰富，二是这些区域水浅流缓，对于游泳能力还不是很好的新生幼豚具有保护作用。”郝玉江说。但如今，挖砂将这些草洲浅滩直接挖掉或者埋掉，这里的江豚便无处抚幼。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鄱阳湖被称为长江江豚最后的“避难所”。

资料显示，长江江豚是江豚中惟一的淡水亚种，仅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干流和鄱阳湖、洞庭湖及其大型支流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曾调查估算，长江中下游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约为2700头。

1997至1998年再次考察，却发现长江干流、洞庭湖的江豚种群数量急剧下降。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王克雄分析，长江干流不断下降的渔业资源、发达的航运与长江江豚急剧下降密不可分。

但是，多年的观察则发现,“鄱阳湖中长江江豚的数量一直稳定在大约400头左右。”王克雄在其已发表的文章中，将鄱阳湖称为“长江江豚最后的避难所”。

这一说法被学界广泛接受。2012年，中科院水生所对长江江豚再次考察，彼时，长江流域整个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已经下降至1045头，但鄱阳湖仍有大约450头。

“鄱阳湖主要是渔业资源丰富，周边环境保持得还可以，另外往来航道没有长江干流发达，所以它是长江江豚最后的‘避难所’。”11月16日，郝玉江告诉新京报记者。

从“47”到“0”

瓢山水域曾是像朱宏生一样的渔民祖祖辈辈打鱼的地方。采砂之前，那里的湖水相对其他水域比较深。天晴时，阳光照耀在湖面上，他们能看到湖底的砂床和水草，和不时跃上水面的长江江豚。

朱宏生记得，自己小时候经常见到长江江豚，铅灰色的皮肤，有时能看到一家三口，大江豚背上驮一头小江豚。渔民们称呼江豚为“江猪子”，“江猪子”不怕人，呼吸起来发出“噗！噗！”声，夜晚会被渔民误认为“水鬼”。

“十几年前父辈们打鱼时夜里不下船，停船时都要看看周围有没有江豚，它们夜里聚集在一起，呼吸、扑腾，吵得人睡不着觉。”朱宏生说，那时这里的江豚多到渔民都躲着它们走。

这番景象在朱宏生的记忆里持续到2013年冬季枯水期。

2013年12月，南昌大学生命科学院研究生胥左阳接到江西省科技厅资助的“枯水期鄱阳湖重点水域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分布及行为特征”课题，首先来到瓢山水域。

“那时瓢山没有大型采砂船，湖水在晴天清澈见底。”胥左阳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