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他们还是不容易”

新京报：你如何找到这130名幸存者？

李晓方：我以前以为很好找，因为在我之前，已经有不少人做过这类口述史了。当我真正去调查的时候，才发现没那么容易。

我先找到民政部门，结果民政部门说要保护受害者隐私不方便透露。好在我认识的几个人，他们给我介绍了十多位受害者。后面我们通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来寻找，但里面记录的大部分幸存者都已经去世了。

接着，我们筛选里面记录的1930年以后出生的幸存者。我记得，刚开始，我一天甚至连一个受害者都见不到。一次跑到十个地方，七个幸存者都去世了，还有两家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我就通过认识的南京的记者、报纸之类，还到街道居委会去问，就这样通过各种手段一个一个找出来。

新京报：现在这些幸存者的生活状态如何？

李晓方：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是我所见过的战争受害者中生活相对比较好的一群人。因为南京经济发达，政府也对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比较关心，社区、街道经常到他们家来慰问。

民政部门每年会给他们发一笔补贴，他们看病除了有医保报销之外，剩下的由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给他们报销80%，几乎都不用掏钱。他们大部分人都在城里，子女们照顾得挺好，生活也不错。也有个别的经济条件、身体不好的。

新京报：对于那些老人，这就像是他们人生中的伤疤，他们愿意站出来口述经历吗？

李晓方：大多数人不愿意。我见过150多个受害者，差不多有40个人拒绝过我的采访。有的家庭我连着去三次，还是被拒绝了。

他们一是觉得这些事过去了这么多年，之前也有过其他人采访过；二是有些幸存者不愿意再提及过去的事情，他们和家人住在一起，接受采访也是一种打扰。他们讲起这些经历，心里很难受，子女们也很反对接受采访，还有人报警说我是骗子的。

见到他们还是不容易。我们去调查前，一般不敢提前打电话，硬着头皮直接去敲门。我们会送些营养品，说看看他们，慢慢跟他们熟悉了，才进行采访。

被撕裂的一生

新京报：这个过程中，谁的故事最触动你？

李晓方：一位叫朱秀英的老人。她9岁的时候被日本人强暴。我这本书首发的时候她也来了，面对媒体讲述她的经历。

还有一位叫张秀红的老人，经历也非常惨。日本人冲到她家中，用刺刀对着她爷爷要“花姑娘”，她爷爷说没有。日本人就用刺刀指着张秀红说，这个不是“花姑娘”吗？爷爷吓出一身冷汗，连忙跪下来求他，说她还是个小孩子，放过她吧，鬼子不肯走，要用刺刀刺她爷爷。

为了保护爷爷，张秀红被日本人拖到床上，扒裤子要强奸。她不从，日本兵把她的两条腿拉断了，下身也被鬼子撕裂了，在昏死过去的时候，被鬼子强暴了，留下了终身残疾。

因为下身有缺陷，她生儿子时生了三天三夜，差点死掉，以后就不敢再要小孩了。一到下雨天，下身还疼得不能入睡。

这个事情对老人心理造成很大的创伤。她很怕看到抗战剧，看到电视里的日本鬼子，她会浑身都颤抖，难以入睡，还做噩梦。你如果不小心碰到她的肩膀，她会吓得不行。

新京报：像这样有心理阴影的老人多吗？

李晓方：我所知道的大屠杀受害者，心理多多少少都受到一些影响。

有位老人叫时国铃， 10岁时她亲眼看见父母死在日军的刺刀下，在逃亡路上，弟弟跟着一个和尚出家了，姐姐卖给别人家做媳妇了，她也到一个大户人家做佣人，全家都散了。

年幼时的痛苦遭遇，使她性格大变，脾气烦躁易怒，一个人孤苦地在敬老院里苦度余生。

还有位老人，叫贺孝和。南京大屠杀那年他才8岁，当时他们一家都躲到了附近的一个地洞里，日军对着洞口用机枪扫射，把洞里的大部分人都杀了，他和奶奶一起躲在了尸体堆里才逃过一劫。

由于过度惊吓，他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问题，得了精神分裂症，使他一生都在痛苦和惊恐中度过。

这些幸存者们都需要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我觉得他们很需要陪伴。

打算成立抗战受害者纪念馆

新京报：未来你还有什么打算？

李晓方：受害者调查已经告一段落，已经到最后尾声，我就慢慢整理出来出书。

如果我现在经济上有这个条件，或者社会上有这样一个团队，我还会发动一个团队去继续做这方面的调查。因为我认为受害幸存者肯定还有没公开身份的，现在的受害幸存者名单，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多年前调查基础上的，目前，新出现的受害幸存者也大都自己主动公开身份的。

我还有一个想法，打算做一个抗战受害者纪念馆，包括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我采访时留了每个受害者的手印，向老人要了一些他们用过的物品，比如奖状、杯子、眼镜之类的，想更立体地用这些幸存者们的故事来重现当时的历史，把它当成是全人类的灾难记录下来，能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

新京报实习生 杨林鑫 记者 付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