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小康,既要追求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克服发展的种种不平衡问题;又要追求发展的覆盖面广、普惠度高、创新性强、发展后劲足、质量和效益高,克服发展中的种种不充分问题

不平衡主要是从结构关系的角度来揭示我国发展问题的,而不充分着重是从要素功能的角度反映当前我国发展所存在的种种不足。换言之,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之间具有明晰的界限、各自不同的内涵,这是它们关系的“对立性”。但它们之间还具有“统一性”。2020年,我国要实现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就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全面小康”,实质上就是一个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相统一的范畴。换言之,“全面小康”,既要追求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克服发展的种种不平衡问题;又要追求发展的覆盖面广、普惠度高、创新性强、发展后劲足、质量和效益高,克服发展中的种种不充分问题。可见,如同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在“全面小康”中获得了高度统一一样,在现实中,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其实也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一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发展的不充分性造成的。正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内涵不充分或质量不高,才导致了发展速度和质量的失衡;正由于我国发展的创新性不充分,研发水平低下,缺乏核心技术,才导致了大和强的失衡;正由于我国发展成果的普惠性不够或发展的人文关怀不充分,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群体间发展关系的失衡,出现了“群体差距”效应;正由于我国一些发展要素的发展不充分如结构不健全、功能不强劲等,才导致了发展要素间关系的失衡。另一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也加剧了不充分。长期以来,我们在发展中有一种速度或规模“情结”,总是追求快和多,当速度和数量能给我们带来所需要或所希望的东西如政绩等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忽视对更难做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在现实生活中,当有肉吃或能吃上肉的时候,谁还愿意冒着风险去啃骨头呢?我们一直鼓励“先富”带动“后富”进而实现“共富”,但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先富”带动“后富”的制度或机制,那么在“先富”和“后富”之间可能始终存在差距甚至会出现越来越大的差距。上述现象警示我们,不充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不平衡表现的,而不平衡也会导致或者加剧不充分,它们彼此呼应、相互交织,互为因果,而这“两不”问题的交织性、互动性,“集体”反映了我国在供给侧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需求和供给是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谁也离不开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供给侧之所以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我国一些行业和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但一些产品却供不应求,如在农业方面,玉米增产超过了需求的增长,但大豆生产缺口很大;其二,一些产品的质量存在问题,如牛奶就难以满足消费者对质量和信誉保障的要求;其三,由于我国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和高端技术,就使得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国内庞大的市场没有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总之,“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而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解决发展的“两不”问题的过程。

要解决我国发展的“两不”问题,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准确揭示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对新时代我国的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既具战略性又有政策性的安排布置,是解决现阶段我国一系列发展问题包括“两不”问题的最科学、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同时,要解决我国发展的“两不”问题,在实践中,还必须坚持走整体性发展之路。所谓整体性发展,简而言之,是指社会系统的关联性发展,具体而言,是指构成社会系统的静态的要素间和动态的阶段间的关联性发展,或者说是指构成社会系统的诸要素在发展中的协同联动以及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间的相互照应。在新时代,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在有效解决我国发展的“两不”问题的基础上,很好地满足具有综合性、系统性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