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有的‘答题助手’习惯在最后几题给出错误答案，可是看题目却完全是不用绕圈子就能搜索出答案的，但很多人都因使用‘答题助手’提供的答案被淘汰。这难道是故意的？为了减少竞争对手的一种手段？”张晓东说，他觉得背后原因可能“另有深意”。

对此深有同感的符涛则说得更加直白：“好几次都是在最后一题给错误答案。答题者貌似有作弊的侥幸，但是到最后什么也拿不走，只有平台方赚走了流量。”

除了这些“助手”，直播答题市场的“神器”还有“复活卡”。

在某电商平台，“复活卡”的销量可谓增长飞速。《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销量最高的一家已售出超过3000份，而销量排位后十名的也都在3000至1000份之间，均价在5角左右。

据知情人介绍，这些商家也是自己注册多个账号，代刷“复活卡”，有的商家使用一些软件修改“复活卡”的数量。

记者询问一家出售“复活卡”的网店客服了解到，只要玩家给出自己的邀请码，他们就会找人帮刷“复活币”。不过，由于需求火爆，不少店家都称单次购买有上限，不接急单，因为找人刷“复活币”需要一定时间。也有店家称，玩家如果想立刻拿“复活币”，可以加价，买得越多加价越高。

是辅助还是作弊

答题者在参加答题活动时使用辅助工具，这种做法是否属于作弊？

“这确实有作弊之嫌，对未使用辅助工具的用户略显不公平。”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不过，由于答题活动原本就是公开的，不论是多人共商作答还是借助辅助工具，答题方式是用户可以自由选择的。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很难用法律评价这些所谓的“外挂作弊”行为。

朱巍说，从商家的角度来看，直播答题模式的主要盈利点在于流量。其主要的赚钱方式不是来源于网民，所以网民在使用一些所谓的外挂时，只要不破坏整个直播的正常运营，可能也并不是特别大的事情。

不过，记者注意到，在各平台的活动规则中，都明确禁止使用答题外挂。比如，某平台在其答题规则中写明：禁止用户以任何不正当手段及/或舞弊行为参与本活动，一经发现，活动举办方有权取消该用户的活动参与及获奖资格，有权收回用户已取得的答题奖金、追讨已提现的奖金金额，并保留追究该用户法律责任的权利。不正当手段及/或舞弊行为包括但不限以下，通过非官方客户端入口参与；篡改设备数据，伪造成用户参与；扰乱平台秩序、使用模拟器、插件、外挂或通过第三方工具、第三方平台等下载、注册、获取答案、答题、获取复活卡或对本活动进行干扰、破坏、修改或施加其他影响及活动举办方认为的其他不当手段及/或舞弊行为。

“如何区分作弊及作弊的人数较多时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对答题平台来说是难题。”北京律师杨振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答题产业亟待监管

“我们不接急单，还有200多单排队呢。”

这是张晓东最初在某电商平台上购买“复活币”时，店家对他说的一句话。

“有业内人士告诉我，引入复活机制本来是所谓的‘节目圣经’或者叫‘运营圣经’,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交网络互动手段。”张晓东说，“现在，这个社交互动手段变成了作弊与反作弊的恶性循环。”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4.22亿。企鹅智库发布的《全国直播答题用户调研报告》显示，在所有对直播答题感兴趣的手机网民中，55%的人参与过这项活动。

参加直播答题的用户越来越多，其背后的问题也越发凸显。

“直播答题号称的所谓线上线下互动娱乐模式，实际已经变成空话和自欺欺人。在网上售卖各种辅助软件、假人答题、‘复活币’的很多，这类辅助类作弊软件，说到底都是通过抓取搜索的方式快速获得答案。当然，不排除一些外挂本身就是黑客工具，当你利用它答题时，黑客已经获取了用户的所有信息。与打击网络游戏等外挂态度不同，大部分平台对此并不十分在意。”朱巍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因为，不管如何使用辅助作弊软件，平台宣传效果、身份信息绑定结果、银行卡和电话信息、广告效果都已经完成，更何况很多外挂还能增加人气。

在朱巍看来，直播答题是新玩法，但作为载体的平台却存在老问题。直播作为一种新媒体业态，兼具实时性强、表现形式多等优势，不仅传播效率高，而且受众范围广。然而，站在风口的投资方一味“撒币”，纵容内容粗糙的劣质平台以及相关灰色产业挤入公众视野，不仅会破坏整个直播行业生态，还会对广大受众造成恶劣影响。

“用法律规范不良倾向，势在必行。”朱巍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　本报记者 赵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