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武汉：各项经济指标发展水平较好

武汉在国家中心城市中排名第六。作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城市，武汉积累的国家战略资源不如天津，在新增的国家战略支持上不如重庆。武汉各项经济指标处于较高发展水平，但工业比重较大，第三产业相对不高。武汉的社会发展水平排在第七，城市绿化环境等问题比较突出。武汉的文化产业及相关从业人员的发展水平偏低。武汉的通信信息流动水平较低。武汉的国际交往水平与沿海发达城市的差距也比较大。

（七）成都：要补的基础课相当艰巨

成都在国家中心城市中排名第七。《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增强成都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功能”，但从全国一盘棋看，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要补的基础课还相当艰巨，与成都近年来给人的“热闹和繁华”感觉并不一致。成都的经济发展水平排在第六，人均GDP及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偏低，第三产业比重不高。成都的社会发展水平排在第三，文化发展水平排在第四，在教育、医疗、城市绿化环境、文化服务、文化产业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八）郑州：发展基础相对薄弱

郑州在国家中心城市中排名第八。三个一级指标的排名均位居第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家底和基础比较薄弱，这说明设立国家中心城市的主要标准，是看它是否符合国家战略布局的需要。郑州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9‰，在8个国家中心城市中最高，基础人口密度和发展趋势优势较为明显。郑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均排在第八，经济、教育、城市绿化环境等方面还需要加快发展。

加快推进国家中心城市规划建设的建议

（一）加强国家中心城市的基础理论、政策和标准研究

国家中心城市从首次提出至今已过去了8年，但由于基础理论、政策和标准研究严重滞后，在“哪个是，哪个不是”和该怎么建设和评估等方面，至今还存在着很多模棱两可的认识，这不同程度地影响、干扰了国家中心城市的规划和发展。立足于国家政策战略设计和已有国家中心城市的经验，开展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心城市基本理论研究，配套出台政策体系和评估标准，避免部委、城市、专家和媒体自说自话乃至“另搞一套”，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指引已势在必行。

（二）高度关注以“万亿元GDP”为评估认定标准的负面影响

近年来把“万亿元GDP”作为衡量国家中心城市主要标准的说法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不仅直接影响到个别入选城市的发展思路和规划编制，也在一些有竞争力的大城市之间掀起了新一轮的“GDP”竞赛。但这个流行说法，在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两方面均找不到任何依据。受其影响，一些大城市把心思和精力主要用于提升自身的首位度上，背弃了中心城市应有的辐射、服务、带动和引领功能，在项目、资金、人才人力等要素方面加强了对周边中小城市的截留、虹吸和压制。应尽快明确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职能，承担国家战略使命和战略意图，促进国家中心城市的健康培育和成长。

（三）未来应在西北和东北地区谋划和重点培育国家中心城市

从落实十九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高度，应将西北和东北作为规划国家中心城市的重点区域。东北地区已有哈长国家级城市群，加上振兴东北的战略需要，完全可考虑设置一个国家中心城市作为新增长极。在西部尽管已有重庆、成都两个，但在空间上都偏于大西南，在广漠西北地区还是一片空白。西北地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应考虑培育一到两个国家中心城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天津、上海、广州形成“对称之美”，使国家中心城市在空间和功能上更加均衡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