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卿静文哭得嘶声力竭，这是地震发生后，她第一次用眼泪宣泄情绪。父母拽着医生，苦苦哀求，请保住女儿仅有的一条腿。在医生的建议下，卿静文转院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进行保腿的治疗。回忆起来，她觉得那是比在废墟下还要深刻的日子——为了保住左腿，除了频繁的手术外，随时要清理创口的烂肉，那种蚀骨的疼痛，终日折磨着她。

对抗疼痛成了生活最主要的事情，卿静文无暇审视变化的身体，无暇思考未来，直到6月下旬的某天。长达一个多月不能坐立的她竟能勉强坐立起来，卿立齐乐坏了，提出下楼转转。坐在轮椅上，卿静文被父亲推到了楼下的绿化带，但还没来得及感知阳光的温暖，心却陡然跌落到冰点——她这才发现周围人都好好的，只有自己是异类，没了腿的“怪物”。

自卑开始笼罩卿静文，她沮丧，气馁，应付康复治疗，甚至把妈妈递过来的义肢狠狠摔在地上，“根本不相信，靠假肢能重新走路。”

直到一天，卿静文的电话响了。“你是小军(化名)的同学吗？”电话那头，一个陌生中年女人的声音，有些疲惫和胆怯。高中一年级，小军的座位在卿静文前面。“我是他的妈妈，我看他的电话里，存着你的号码，所以试一试。”女人愈渐悲伤，“你和小军关系很好吧，你活着就好，要好好活着……”她听得清对方的哽咽。

地震时，小军没能躲过致命的那块楼板，妈妈只在废墟里刨出了他的手机。“她把手机通讯录上的每个电话都打了，想知道我们还在不在，鼓励我们好好活。”

卿静文想起了更多。困在废墟中时，曾有个好朋友的妈妈来看自己，说着同样的话，“坚持，好好活着。”那是一个绝望的母亲，刚刚失去了女儿。“高中入学第一天我俩就认识了，也认识了她的妈妈，我们两个关系很好，常常被误认为是双胞胎……”

十年间，熬过1次截肢，13次左腿手术，还有从未间断的康复训练，人在磨难中成长，心在痛苦中坚硬。坐在成都街头的一家西餐厅，过往的点滴，在她手中的刀叉间来来回回，似乎已经没有细节，却能重新激起心中涟漪，抑或悲切。

十年后她活出了幸福的模样

撕下亲手贴在身上的“怪物”标签，她跟自己和解，“哪怕不能替代同学，为了他们的父母也要活下去，并且要活出自己的意义。”

把自己丢进平常人的生活，是卿静文努力了近10年的结果，她成功撕下亲手贴在身上的“怪物”标签。

曾有一人问她，“如果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用着假肢，你会看她吗？”“嗯……会，”“为什么呢？”“因为好奇吧，”“看吧，那不就得了，别人看你，可能也只是好奇，没有歧视。”终于，她跟自己和解，“哪怕不能替代同学，为了他们的父母也要活下去，并且要活出自己的意义。”

她意识到，弄清活着的意义，有的痛也就熬过来了。

2010年，卿静文选择保送四川大学，入学前的一个月，她第一次主动拿起义肢。那是另一种疼痛，绕着医院住院楼走一圈，她需要2个小时，衣服里里外外全部湿透。她迫切希望在大学的校园里，能够撒开父母的双手，让他们卸下疲惫。

“学校和同学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十年间，卿静文淡忘了伤痛，铭记着帮助，用她认可方式回馈社会的关注——她从不拒绝站上讲台的邀请，把地震中的经历无数次复述。

2010年在香港，她正赶往一场分享会现场，半路遇上交通管制。“后来才知道，因为有个女孩儿跳楼自杀了。”卿静文露出少有的感慨，“生命不应该这么脆弱的。如果我的经历能够唤起人对生命的重视，很愿意分享。”

一方面，卿静文不断把听众带回过去，把曾经的悲痛反复咀嚼；另一方面，她铆足劲把生活推向平平凡凡，甚至有意疏远曾经的同学，也尽量不回到那个顷刻埋葬了无数同学的老地方。

直到2013年，她在地震后第一次回到曾经的高中学校，去看望永远留在那儿的同学。心中五味杂陈，翻腾得最厉害的还是感念自己活着，“比起躺在那里的他们，自己有幸能经历疼痛，也能感知幸福。”

从那一年起，卿静文定下生活的挑战目标，从出游开始。2014年她去了九寨沟，靠假肢和重伤的左腿，竟然成功出行。她终于重新触摸到，正常人的生活，“哪怕我残疾了，原来也是可以这样活着。”2016年卿静文甚至登顶了黄山。

2015年毕业后，卿静文在成都找到工作，成为一名平面设计师。拿到第一份工资时，女孩儿毕生难忘，“我也能靠自己养活自己了。”于她而言，这一刻彻底甩掉自卑的包袱。后来，她也换工作，寻找着最合适的平台，但从不考虑换城市。这是当初选择大学时，她已经做好的规划。在她看来，这是与父母最好的距离。

很难说，是不是因为在地震中经历过生死，这个向往自由的90后女孩儿才对父母格外依恋，但可以肯定的是，地震让她重新认识了生命，和生命中的人。

“妈，我觉得好幸福。”某天，一家三口正在沙发上看电视，卿静文突然冒出一句。郑重其事的模样让妈妈傻了眼，“什么啊？”“女儿是说，她觉得现在的生活很幸福，我也觉得很幸福。”爸爸卿立齐立刻接上话，笑得格外满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媛莉实习生刘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