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一部洋洋洒洒的“中国控烟大全”的雏形开始在她的脑中酝酿开来：中国控烟是落后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不仅烟草生产第一，还有高居不下的男性吸烟率和3.5忆吸烟者；和多个国家相比，排名第一的二手烟暴露率和7.4亿二手烟的受害者，以及每年高达100万人的吸烟所致死亡；还有我们国家便宜的卷烟、漂亮的烟盒，想戒烟的人得不到帮助，有35%的吸烟者都是戒过烟又复吸的；“烟草院士”、“烟草希望小学”等等现象；多次获得国际非政府组织授予的脏烟灰缸奖，还有“履约”规定竟是烟草业对付《公约》的对策……

那么中国控烟落后是否因为缺乏控烟意识？回顾20余年与烟草的“斗争史”，杨功焕的答案是否定的，她认为，需要更广阔的视野来理解中国的控烟。

近7年控烟效果喜忧参半

在2011年的时候，中国在控烟履约方面没有太多进展，当时的控烟界人士为中国控烟现状打出了37.3的低分。2011年以后，随着国际上控烟运动的推进，中国控烟在政策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哈尔滨等15个城市已相继出台了基本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8条精神的无烟法规，北京、上海、深圳的公共场所无烟法规完全符合《公约》要求；越来越多的城市、机关、企业加入无烟单位的创建活动，社会控烟共识不断提升。

2013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使各级领导干部知所规避。

2015年，通过提升烟草税，调整了卷烟价格。目的是获得双赢：既能增加政府收入，又能减少卷烟消费。虽然2015和2016年卷烟消费分别较前一年度降低2.3%和5.6%，但2017年又较前一年上升0.8%。控烟人士认为，这与中国的卷烟价格相比仍旧偏低，且卷烟的支付能力逐年上涨，税占零售价格的比重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标准有关。

此后，促进《广告法》成功修订，加上其他法规相继生效，大多数烟草广告和促销形式从法律上得到禁止。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支持普及，并建立了戒烟诊所和戒烟热线，引入了简单戒烟干预技术，更新了临床戒烟指南，并发展了戒烟热线指南。

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杨功焕也同时看到了整个社会环境更加严峻的一面，比如对非政府组织的管控比以往要严。另外，虽然一半的吸烟者都有戒烟需求，但戒烟率仅为18%；而无人造访戒烟门诊，与烟草成瘾的诊断、治疗和咨询服务未融入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特别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中；戒烟服务和治疗成本完全没有被医疗保险计划覆盖。

建议卫健委牵头履约

“今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把控烟履约职责划归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杨功焕说，《中国控烟》对未来如何控烟提出系列建议，最关键的一条建议是：在接下来重组的履约协调领导小组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为组长单位，财政部、外交部为副组长单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司法部、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农业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部门组成的履约协调领导小组，加强履约机制建设，明确部门职责和约束机制。工业与信息化部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应排除在履约协调领导小组之外。

杨功焕坦言，这样的建议是基于对当下现状的理性判断：最棘手的难题就是烟草企业的干扰，“如果不改变发展观，像《公约》陈述的那样优先考虑其保护公共健康，中国的烟草控制必然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烟草企业利益集团的阻碍。”

然而，烟草专卖局会不会被排除在重组的履约协调领导小组之外还是未知。中国控烟形势是否能摆脱烟草专卖局的“干预”？杨功焕认为，今年或将成为最重要的“拐点”之年，“大家就看今年卫健委的组建动作了。”

“我认为作为一个公共卫生专家，如果他的研究结论能够对社会公布，能够影响政策，那样才不会成为一个关在书斋里的研究。”杨功焕说，控烟20余载她最大的成就和满足感也来源于此。

控烟在中国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公共卫生运动，最初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个话题，并没有进入公众视野，而到今天，公众、媒体对控烟这个议题已经变得相当熟悉、敏感和关注，这就是成绩。“我们做公共卫生的人，最希望得到的就是公众的响应、动员。如果不是到达一个全民总动员的阶段，那么公共卫生议题影响力就会很小的。时至今日，通过20多年的努力，使得控烟议题深入人心，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杨功焕说。

本版撰文 北京晨报记者 徐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