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来干活的,不是来吃饭的”

“我从一个基层的社务干部直接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是当时九三学社的市政协委员里唯一一个来自中央企业的。”在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工作的朱良事后思考,自己“可能沾了点单位的光”。

而11年前的那次经历,也许可视为促动朱良不断努力履职的成因之一。

2007年底,北京市政协十一届政协委员正在公示阶段。朱良恰好去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开会。在碰到相熟的九三学社北京市委领导时,领导专门让他去看了那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的公示名单。

在看过了其他来自九三学社的市政协委员的情况,“好多是博导,不少在政府任职,基本是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二级组织(各个行政区、各重点大学)的主委……”

九三学社在北京市是三级半的结构,分为市委—二级组织(区委、区工委、重点单位的委员会)—基层委员会(部分没有)—支社。

“都是身份很高”的印象,对其时还是九三学社一个支社副主委的朱良有点冲击,因为“在身份上有差距”,就有了后来朱良在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会议上,立下了“我是来干活的,不是来吃饭的”的“军令状”。

朱良的履职能力在进入政协前就有显露。

2005年11月,松花江污染事件一出来,九三学社社员朱良写了几篇信息,得到了时任国务院某位副总理的批示,“这样级别的批示,当时在九三学社北京市委里不是很多,现在已经不少了。”

因为此,朱良进入市政协,的确是干活去的。北京市政协主席吉林还对朱良有一定印象,“他参加的活动比较多。”朱良自己也承认,“在北京市政协开了11年的全会,日程上要求委员必须参加的所有活动我全部都参加了。”

各项活动参与得比较“杂”,朱良的提案关注面也就体现出广的特点。

“面广,会不会提得不够深,力不从心?”

朱良自己首先会做选择,提一件提案他会筛选懂不懂,如果有些地方他不懂,有问题他没吃透,这件提案,他就不会提交。

朱良对九三学社一些集中社员智慧、通过代表委员的渠道进行反映的好做法觉得很“赞”:每年,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会给四五十位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发一个社员建议汇编,里面有通过社员信息收集到的100多个建议。“每年被代表、委员选用的有几十个建议。我们有责任把社员的意见通过平台反映出来。”除了自己做调研,朱良也会从组织给提供的履职实践中汲取能量。

如果以半天作为一个单元,朱良大致计算过,自己参加党派、政协的各种履职活动每年达上百次。11年的政协履职经历中,仅提案他就提交了50多件。

“并不是说我的建议有多好,要不是这样重要的履能平台,我的很多建议也不会得到如此多的关注。”朱良的措辞总是格外谦虚。

朱良经常参加北京市政协的情况通报会,因此能够得到更多的权威信息。“提案才会建立在一个正确、完整的信息数据基础上。”就像朱良所说,“方案可以自己设计,数据不可能自己设计。”

采访当中,朱良也总在强调自己和“知名”政协委员之间的差距。他反复说,“我所有值得讲述的故事都离不开九三学社和政协组织这个平台。”

从“不喜欢政治课”到深度参与民主政治

56岁的朱良还记得,40多年前上初中时,自己最不愿意上的就是政治课。“政治课上的很多内容需要死记硬背。”对朱良来说,体现逻辑之美的数学和物理才是他的心头爱,但连他自己也想不到,自己后来会深度参与到民主政治生活中。

真正介入政治生活,是在朱良2000年加入九三学社之后。他对2000年12月29日加入当天的事情记得异常清晰,“我是20世纪最后一批加入九三学社的社员之一。”

伴着21世纪的新开始,朱良在经过九三学社的新社员培训之后,算是“入了门”。

朱良是北京市政协第十三届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起草小组的成员之一。“起草小组不到10个人,主要是对工作小组起草的决议初稿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朱良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体现在决议里。“十二届我也在起草小组里。”

而介入到政治性话题里,最近一次是去年夏天的经历。当时,中共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召开前先召开了一次“两代表一委员”座谈会,时任的北京市委领导到会听取意见,共有15名来自基层的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言,朱良也在其列。“我参加了,还对市党代会报告提了一些修改意见。”

从不喜欢政治课,转变为深入参与到中国民主政治生活中,甚至于,朱良还做了很多文字性的工作,包括从写提案到撰写理论性文章,他还是北京市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的理事。

朱良用了一个够高度的说法,“个人的兴趣和关注点的转变,跟改革开放40年国家政治生活形势有着密切关系。”

北京化工研究院的党委宣传部长梁晓芸“怕”跟朱良聊天,“他了解的面挺宽的,谈到一些内容时有点跟不上。”事实上,处在研究院相对单一的工作环境中,朱良的眼界并未被限制住。随着政协履职范围的不断拓宽,他的眼界也在开阔,比起着眼于当下,更多站在历史的维度上去看待很多事情。而追本溯源的做事个性,也是他履职的好“帮手”。

北京也有一个与辛亥革命有关的公共场所,就在每天熙熙攘攘的北京动物园内。

1912年1月,革命党人组成的暗杀团体为刺杀袁世凯制造了东华门事件,当场炸死袁世凯卫队长10余人。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被捕杀害。另一革命党人彭家珍在刺杀阻挠清帝退位的顽固分子良弼时牺牲。1912年8月29日,孙中山专门赴农事试验场(现在的动物园)为反对清帝复辟制度而献身的四烈士送葬。

朱良在上世纪90年代逛动物园时偶然知道了这个事件的渊源。

2016年动物园在例行改造时发现了四烈士墓的塔基遗址。2017年,朱良通过提案,提出将此墓列入文物的建议。同时,他还通过九三学社的渠道,通过西城区政协委员在区里提出建议,后来动物园的四烈士墓被列入文物保护范围。

说起这项成果,“作为政协委员,我习惯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朱良想的是,总得做一些事,等到将来,能够在后人那里留下印迹。

做事留痕,算是朱良做事的另一个特点。10年里,从卡片机到旅游级别的单反再到准专业单反,朱良的摄影装备升级了三次。从摄影角度,朱良自认是个“外行”。然而,“并不懂摄影”的朱良曾为500多位委员拍过参加政协活动的照片。

“一方面是为党派、政协工作留下些记录性的资料。”另外,细致的朱良想着,照片能够为政协大家庭里委员之间的交流留下影像,“给委员们留下一份美好回忆。”从这点来看,追求技术冷静的朱良内心,不乏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