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照片和图像资料所反映的史迹和文物，经历百年的时代巨变，有很多现在已经不存，或者损坏，或者改变样貌。因此书中的照片图像已然成为保留这些史迹和文物物质样态的唯一材料，其珍贵性自不待言。

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继西方学者之后，成批前往中国各地进行各类调查，并因此留下了许多调查报告和大量的图像（包括绘图和照片）资料。其中就包括日本佛教史学家常盘大定和建筑史学家关野贞合著的十二卷《支那文化史迹》（新版更名为《中国文化史迹》）。该书中文全译本日前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纂，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新书出版座谈会于6月8日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召开。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认为《中国文化史迹》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遗迹的“定格”，它为当时的中国学界，提供了中国古建筑、雕塑、陵墓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与初步研究。书中照片和图像资料所反映的史迹和文物，经历百年的时代巨变，有很多现在已经不存，或者损坏，或者改变样貌。因此书中的照片图像已然成为保留这些史迹和文物物质样态的唯一材料，其珍贵性自不待言。

日本学者考察中国留下晚清民初史迹影像

在清末民初中国时局动荡期，许多来自欧美和日本的探险家和学者相继来到中国，进行历史文化遗迹的调查和发掘活动，并因此发现了著名的敦煌遗书和居延汉简。这些探险家包括瑞典人斯文·赫定、喜仁龙，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德国人李希霍芬等。

日本明治时代以后，尤其是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在日本政府和财团的支持下，日本学者继西方学者之后，成批前往中国各地进行各类调查，并因此留下了许多调查报告和大量的图像（包括绘图和照片）资料。其中就包括日本佛教史学家常盘大定和建筑史学家关野贞合著的十二卷《支那文化史迹》（新版更名为《中国文化史迹》）。

1918年至1924年，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组织田野调查团，在中国的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山西、陕西等地从事文化史迹调查工作，借助照片、图解和文字记录了晚清民初中国文化遗迹保存与变化实况，编著了十二卷以图片为主的大型图录《支那文化史迹》。日文初版曾于1939年5月至1941年7月由法藏馆陆续印行，共1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