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剧本的创作

1959年7月1日，郭沫若到洛阳考察龙门石窟、白马寺等地。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郭沫若发现岩石上刻有“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的记载。这个发现让他很开心，他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他开始酝酿创作话剧《武则天》。

在酝酿期间，郭沫若广泛查阅文献史料。“我看了不少关于武则天的材料。《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全唐诗》《唐文粹》《唐诗纪事》等书中，凡有关武则天的记载和她自己的著作，我大抵查看过了。”“近人的研究和剧作，我也尽可能找来看过。拿剧本来说，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他对近人的这两种剧作都不满意。

宋之的话剧《武则天》“是想替武则天翻案，但他却从男女关系上去翻，并明显地受了英国奥斯卡·王尔德的《沙乐美》的影响，让武则天以女性来玩弄男性。这，似乎是在翻倒案了”。

越剧《则天皇帝》“在描绘上虽然避开了男女关系，但同样没有根据更多的史料而仅凭主观的见解”。同时，这两种剧作“都从武后在感业寺为尼时写起，一直写到晚年。这种传记式的写法是难于写好的。两种剧本的剧情和人物多出虚构，并都把武后写成为一个失败者。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1960年1月10日，郭沫若完成了五幕历史剧《武则天》的初稿。为了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郭沫若将笔墨集中在武则天55~61岁这6年间，地点限制在洛阳，并以徐敬业叛乱作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郭沫若的笔下，武则天是正面形象。她能够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得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郭沫若歌颂武则天的雄才大略，并设置了裴炎这样的反面典型。以裴炎为代表的士族，只是为了篡夺最高统治权，从来不考虑老百姓的利益，他们的造反也只能走向末路。

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将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设置成反面人物，在他看来，骆宾王文人无行、畏难苟安，虽然一副怀才不遇、落魄不羁的样子，却总想一夜间飞黄腾达，于是参与了徐敬业和裴炎的阴谋。郭沫若引用裴行俭的话：“士之致远，当先器识而后才艺。”他认为骆宾王虽然讨伐武则天的檄文写得好，“但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说话，而是赤裸裸的争夺政权”，所以他是“徒有才艺而无器识”。

郭沫若塑造骆宾王这一人物形象时，应该是有所针对的。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有许多文人只顾自己的名利安逸，从不去想人民的福祉。在郭沫若看来，这样的文人应该否定。

由东风剧团改编为豫剧

1960年2月10日，郭沫若致函翦伯赞：“我写了《武则天》一剧，送上一部，请提意见，以便修改、定稿。”他给吴晗等人也都写了类似的信件。

不久，吴晗将《武则天》校改本寄给郭沫若，提出了一些意见。3月11日，郭沫若给吴晗写信，对于吴晗有关李孝逸的身份的质疑做了回复。3月16日，郭沫若在家中会见邯郸东风剧团的部分演员，应东风剧团的请求，郭沫若将《武则天》亲手交给该剧团，由他们改编成豫剧。差不多同时，《武则天》已经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了。

3月23日起，郭沫若为“更多地接触武后的业绩”，到陕西乾县游览了乾陵等地，写下了《游乾陵三首》。3月25日，郭沫若回到北京。26日，他给四川省广元县（今广元市）政府相关人员写信：“闻广元县有武则天庙，希望能得到一些照片，庙容和塑像之类。庙内想有碑记，希望能抄示。又县志中是否有记载？民间关于立庙之由及有关武则天的传说如何？这些都想知道，如能扼要叙及，至所盼祷。”

这期间，翦伯赞也将对《武则天》的意见反馈给郭沫若。4月15日，郭沫若复函翦伯赞：

大札奉读。谢谢您对于《武则天》的指点。我对于该剧本，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几次修改，《人民文学》五月份将刊出，因此修改本我就不再奉上了。上月廿二日我特别到西安去，看了武则天与唐高宗合葬的乾陵，规模甚雄伟。陵前有二碑，一为纪德碑，乃武后撰文，纪念高宗的。一为没字碑，乃武后自己的碑。据云武后自己说，自己的功过让后人评价。《大云经》，我没有用上。因为我剧中的年代有所限制。武后出身微贱，这和她的政治措施，不无因缘。高宗能欣赏武后，是他的杰出处。因此，我推论到他也能欣赏僧肇。关于上官婉儿，我希望您有功夫时，翻阅一下张说的《上官昭容文集序》(见《全唐文》)。他称赞上官婉儿真是到了极点。武后和上官婉儿这两位女性，我看对唐代文化大有贡献。李白、杜甫是他们时代的红领巾。

4月21日，郭沫若应白杨等人邀请，前往“洁而精”川菜馆，将《武则天》连同相关资料交白杨，请她提意见。4月23日，郭沫若致信白杨：

关于《武则天》，请您看了提意见，待出单行本时加以删改。这是诚恳的请求，不是外交辞令。将来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北京已经派人来和程十发同志联系，拟请他作些插画。

《重要资料十则》，将来也打算附在单行本里面一道出版；该稿因无副本，您看完后，请您掷还我。

我已决定十七日飞回北京，在离沪前希望能听到您关于《武则天》的意见。

郭沫若同意邯郸东风剧团改编《武则天》为豫剧本后，邯郸地委的领导同志十分重视，由地委宣传部长周镜负责组成创作班子，用了18天的时间，完成了豫剧本的初稿。

4月29日，郭沫若召集豫剧《武则天》的编创人员和主要演员进京。他肯定了《武则天》豫剧本对话剧本的改动，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修改。编创人员表示改编起来难度大，很多地方拿不准，郭沫若边笑他们太谦虚，边拿起笔来在最后一场上作了修改。郭沫若还详细向他们讲了武则天这个人物形象：“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精通文史，雄才大略，很了不起。但自北宋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她作了很大歪曲。她执政的20年，太平盛世，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足见她治理天下的才能与本领。她对叛臣之女上官婉儿的栽培与重用，更表现出她任人唯贤的杰出政治家胸怀。”

郭沫若仔细看了豫剧团设计的舞台美术、人物造型和服装设计小样，他觉得有些地方不妥当，于是“亲手取来一幅幅唐代宫廷人物画、服饰习俗画，和其他唐代文物资料，一一指点着让大家仔细观赏，并就其风格、特点，反复讲给大家听”。郭沫若不仅就如何改动舞美和服装等准备了资料，还将这些参考资料送给剧团，并开了书单，让他们下去仔细学习揣摩。

豫剧团根据郭沫若的指示，对剧本再次做了仔细修改。5月11日，豫剧《武则天》在邯郸进行了彩排，演出时间长达三个半小时。豫剧团觉得时间过长，给郭沫若写信，希望他能压缩一下。

郭沫若接信后花了好几天功夫仔细修改了剧本。5月18日修改完毕。他在最后一页批注说：“删去了十五页左右，或许可以缩短半小时，唱词有所修改，请你们再仔细斟酌。”

5月，郭沫若根据大家的意见，将修改后的《武则天》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历史细节的推敲

1960年5月22日，郭沫若再次给广元县人民委员会写信：“现寺内所存武后石像头部，不知大小如何？定为武后像，是否确有根据？根据广政碑例，估计地下可能还有埋藏，尚希注意。”“武后毫无疑问生于广元。唐代诗人李商隐有《利州江潭作》一诗，题下注云‘感孕金轮所’。金轮即武后，可见唐人是公认武后生于广元。”

6月6日，郭沫若再次致信吴晗，将有关《武则天》剧本的史料送给他看。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人员张明善等人根据郭沫若的要求，前往武则天出生地四川广元。他们考查了“武则天庙”皇泽寺，在7月发表的调查报告中认为郭沫若提出的武则天出生于广元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从皇泽寺的碑刻遗存中可以发现：“虽然自赵宋以来，由于正统观念的统治和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的深远影响，武则天特别遭受歪曲和污辱，但唐代人和这一地区的后代人并不这样看待武则天，不但不丑化，并且还给予了热情歌颂。”“皇泽寺则天殿、则天神象（像）、则天乡，不正好说明武后生地人民对武后的崇敬吗？武后曾自称‘不爱身而爱百姓’，这大抵是她的为人与为政的方针。”“因此我们完全赞同郭沫若同志对武则天的公正的历史评价。”

7月，东风剧团去北戴河向郭沫若汇报排练情况，郭沫若修改了演出说明书。7月18日，郭沫若观看了第二稿修订本的彩排，他边看边做记录，彩排结束后，他走上舞台，和演出人员认真交换了意见。不久，他亲笔为豫剧《武则天》加了三场戏。7月28日，东风剧团进行了第二次彩排，郭沫若很满意。鼓励他们尽快去北京演出。8月，东风剧团在北京进行内部专场演出，郭沫若请人民艺术剧院朱琳等人观看演出，并与东风剧团座谈交流。

8月3日，郭沫若为豫剧《武则天》写了《小引》，说明该剧除“全部经过了我的润色”外，他还“增写了三个过场戏，即《暗箭》《害贤》《补骆》三场”。

8月4日，郭沫若给楼适夷写信商谈《武则天》的出版问题：“我希望把东风剧团演出本的《武则天》，同话剧本一道刊出。”“刘继卣同志的插画，不知道进行得怎样。他是在荣宝斋画画，请催问一下。如果还要相当长的时期，似乎可不必等了。”

8月16日，郭沫若写作了《我怎样写〈武则天〉》一文，详细说明了《武则天》的写作经过，主旨和武则天、上官婉儿、唐高宗、裴炎、骆宾王等人物形象，及对武则天容貌服饰的考证等。

不久，有人将《武则天》改编成淮剧，寄给郭沫若看。10月19日，郭沫若给裴竹君、周慰祖写信说：“来信及《武则天》淮剧本收到。我对于旧剧编写没有经验，请您们作主剪裁好了。能够缩短一些，恐怕比较好，有些不必要的历史事实的罗列可以删去。最好多听些观众的意见。”

10月31日，郭沫若致信周扬，讨论《武则天》剧本。侯外庐看了《武则天》后，给郭沫若写信讨论武则天的身份。郭沫若于11月13日给侯外庐回信说：“武后重用寒微，确是事实。朝中的左御史大夫骞味道，其出身虽不详，然非世族恐可断言。”“剧本在删改小节修改中，我也修改过一遍，主要是把关于均田制及强调人民性的地方删削了。迄今尚未定稿。”侯外庐接信后给郭沫若提供了一些材料。郭沫若于15日回信说：“十一月十四日信所示材料甚好，武后的开明性是无可怀疑的。最近把《陈伯玉（子昂）文集》阅读了一遍。此公对武后颇推崇。文中多透露武后深得人心处……想不尽是面谀之辞。”

1961年5月14日，《光明日报·史学》发表了陈振的《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和出身》，不同意郭沫若有关武则天出生广元、出身“寒微”的观点。郭沫若第二天就写下了《武则天生在广元的依据》，该文用李商隐的《利州江潭作》和广元的出土文物及民间传说，来说明武则天生在广元。

郭沫若在文章最后说：“我还想谈谈史料的问题。史料不仅限于书本上的东西，还有物质上的文物和民间保留的传说。有时候，后两者比书本上的史料还重要。在阶级社会里所传流下来的书史之类，可靠性是要打折扣的。”“象（像）武则天生于广元这个事实，既有书本上的证据———李义山诗自注，又有广元文物和民间传说的佐证，尽管有史学专家要坚决否认，我要再说一遍：在目前还没有确凿的根据，可以使它被根本推翻。”

9月，郭沫若到云南参观，4日晚上在昆明观看话剧《武则天》，7日写下了七律《在昆明看演话剧〈武则天〉》：

金轮千载受奇呵，翻案何妨傅粉多？宋璟姚崇蒙哺育，开元天宝沐恩波。声威远届波斯国，文教遥敷吐火罗。毕竟无书逾尽信，丹青原胜素山河。

“金轮”指的就是武则天，因为她曾自封为“金轮圣神皇帝”。郭沫若赞美她提携了宋璟、姚崇等名臣、开启了开元天宝的盛世繁荣，声望达到中亚一带。历来史书对她多有贬斥，那都是不可信的。

当年秋天，郭沫若又将这首诗以《咏武则天》为题给夫人于立群写了一个横幅。于立群将它挂在自己的工作间，这是郭沫若家里唯一一幅郭沫若本人的书法。12月13日，郭沫若给黄允平回信，对《在昆明看演话剧〈武则天〉》进行了解释：“观武则天剧一诗乃九月在昆明时所作，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第三句本为‘姚崇宋璟’，因在从化写时笔误。孟子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语，在人民日报上曾加注。”

“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

1962年1月25日，在海南参观的郭沫若给阳翰笙写信说：“送上《武则天》清样本一册，请您审阅，并请提意见。”2月10日，郭沫若致函吴晗：“《武则天》一册，送请审阅。请务必不客气地提意见，以便修改定稿。”11日，郭沫若再次写信给阳翰笙：“《武则天》，主要照着陈白尘同志的意思，有所添改。今将添改好的一册送您，最好请您嘱文联同志制一《勘误表》，印它几十份。又举行座谈时可将《勘误表》每人送一份，以免走冤路。希望同志们多多提意见，以便更进一步修改。”郭沫若在信末附上了“曾请提意见的同志们的名单”，包括邵荃麟、田汉、光未然、吴晗、严文井、翦伯赞、陈白尘、王戎笙、曹禺、李伯钊、焦菊隐、阳翰笙、阿英、夏衍等14人。

阳翰笙召集的《武则天》座谈会举办后，郭沫若根据大家的意见对剧本进行了修改。3月6日，郭沫若致函阳翰笙：

《武则天》修改本一册送上，请您再看一看。是根据座谈会上大家的意见修改的，主要是把武则天加强了，把她的政治措施和思想立场，在前三幕中，由正面、反面来加以突出。把骞味道也加强了，不再是模棱两可的人，而是站在武后方面的耿直者。第五幕有了较大的修改，由殿前朝会改为殿内朝会，觉得处理较妥帖一些。仍请提意见，以便再加修改。

文字上的修改，请写在本子上，退还我，以便照改。

3月7日，郭沫若致函邵荃麟：

根据座谈会上大家的意见，我把《武则天》又修改了一遍，送一册给您，请您再看看，并请提意见。修改本主要是把武则天加强了，对第五幕作了相当大的修改。座谈会上有加一幕减一幕之说，我经过仔细考虑，有困难。如那样做剧本统一不起来。我同翰笙、吴晗同志等也谈过，都说没有一定的必要。因此，仍保存了原来的结构，而在内容上大有增改。

6月20日，郭沫若写作了《〈武则天〉序》，文章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目前的这个本子，基本上可以作为定稿了。”“这个剧本的改定，得力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帮助很大，特别是导演焦菊隐同志费了很大的苦心。我和同志们共同斟酌了多少遍，我要特别感谢他们。”郭沫若认为，要想达到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据我自己的经验，文章的多改、多琢磨，恐怕还是最好的办法。”“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

6月29日起，由焦菊隐和梅阡合作导演的《武则天》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郭沫若于7月6日晚在首都剧场观看了演出，第二天给焦菊隐写信，又提出了11条修改意见，有些涉及台词，有些则是表演艺术和舞台布局方面的。

1962年9月，《武则天》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傅抱石为这个剧本绘制了两幅精美的插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副研究员，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秘书长。图片来源：郭沫若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