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最大的感受是——我国的医疗水平大幅提高，多数三甲医院的诊断医治能力已和国际先进水平相差无几，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前，要进一步提高科研创新能力。

———杨杰孚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医师是人类健康的守护神”，这两种职业都曾是杨杰孚儿时的梦想。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青春年少的杨杰孚参加了高考，由于未完全按照填报志愿录取，他以为与梦想失之交臂，没想到，凭借着高分，他被当时四川医学院医学系（今日的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录取，开启了救死扶伤之路。1982年毕业后，在全校4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医院选中，作为中央保健专家的梯队人员进入北京医院工作。

40多年来，他从求学、治病救人到授业解惑，不仅在心血管疾病临床研究方面贡献卓著，也实现了自己人生的跨越，将教师与医师这两种职业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日前，记者走进北京医院，对话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保健专家、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杨杰孚，他沉稳的步伐、锐利精亮的眼神、自信笃定的神情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

红蓝药水+青霉素+链霉素

健康周刊：四川人杰地灵，文化积淀深厚，历史上“川军精神”曾是顽强不屈、忠诚敦厚、爱国爱家之中国精神的体现，四川也是一方滋养精英的沃土，您的故乡资阳一定也有着动人的魅力？

杨杰孚：四川美，资阳也很美，最美的是那里的人们，他们质朴而又善良，顽强而又坚韧，最为可贵的就是你说的忠诚敦厚。改革开放这些年，经济繁荣发展，各种思潮和理念涌入巴山蜀水，我的故乡资阳也已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城市，虽然经济、社会、民生都和改革开放初期不可同日而语，但，“川军精神”从不曾改变。

我一岁多时随母亲到资阳生活，那时的资阳是四川最贫困县之一，我生活的地方又是资阳最穷的村庄，距离县城约七八十公里路程，没有客车，交通基本靠两条腿走路，偶尔会有载货汽车驶过，令人倍感新鲜。走路到县城需要一天时间，很多人一辈子从未走出过大山，除了那方天地，根本没机会看外面的世界。

健康周刊：那么闭塞和贫穷，人们生了病怎么办？

杨杰孚：好像没人看病，因为穷，居民们有病都挺着。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有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也没有什么药，如果磕着、碰着或是哪里发炎了，就给涂些红药水或蓝药水，最多能提供一点青霉素或链霉素，再无其他药物，稍严重的病情，要到数公里外的区医院就诊，区医院环境非常简陋，化验室只能做血常规等简单的检查，如果住院，十几个人一个病房，大病就得去七八十公里外的县城，由于交通不便，病人只有坐着滑竿，经过一天的山路颠簸，病重的人还没到医院就不行了，即使到了县城医院也保证不了有效治疗，县医院的环境和诊疗手段也特别简单，有血化验及透视胸片等检查已属不错，其他高档检查设备根本就不具备。

记得，小学时一位好友，因感冒发烧引起肺炎，致胸膜炎，从区医院转到县医院，再也没回来，后来我才知道，是导致脓胸死亡了，还有一位中学同学，被毒蛇咬后因没得到及时救治而丧命。这些都是离我最近的人，每天一起上学放学，一起玩耍，年少的他们就这样离开了，我当时真是难过极了。这些病例在当下根本不是问题，完全可以治好，可那时，我们国家的医疗服务水平太低，我们生活的地方又很贫穷闭塞，有太多令人心痛的事情发生，有太多人因病死亡了！今天，我国居民人均寿命较改革开放初期大幅增长，这和医学的进步及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有直接关系。

差距在于“仿制与创新”

健康周刊：您1985年就读首都医科大学（今安贞医院）心血管专业研究生，1991年赴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伊丽莎白女皇医院做访问学者，请您谈谈，那时中澳两国之间有何差距？

杨杰孚：经济、社会福利等差距都非常大。90年代初，第一次在澳洲见到大型超市感觉非常新鲜，那时，中国没有物美、家乐福这种大型购物中心，而澳大利亚这种大型超市既漂亮又方便，那里应有尽有。

中澳两国医院之间的差距更大，医疗服务水平更是相距甚远，他们的软硬件设施、仪器设备一应俱全。当时，安贞医院导管室刚建立，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疾病的各种治疗方法已比较成熟，如介入治疗、起搏器、消融等，他们的实验室条件也相当先进，而我们则刚刚起步，确实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也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得太远了。

1997年，我第二次去澳洲深造，就能感受到中澳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尤其是我国部分大医院的硬件设施、科学试验、医疗服务等已和他们的差距明显缩小。

近几年，随着学术交流的不断增进，我频繁往来于中国及欧美等发达国家，明显感觉差距更小了。因为发达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已早早处于世界先进行列，上升空间有限，而我国由于起点低，同样病种病例多，实践机会丰富，加上这些年国家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各方面在不断完善，可以说，我国大部分三甲医院的软硬件设施基本上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作为一名中国医生，我的心理感受更为真实。90年代初期出国，由于经济落后、国家地位低，一边以低到泥里的姿态刻苦求学，一边要承受不同程度的轻慢和白眼，那时，我就在心里立下誓言，一定要学成回国，一定要让中国的心血管专业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如今，在世界各地高端医学会议上，我国医学专家和国际一流专家平等交流，从容对话，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当前的中国在医疗技术方面不亚于国际先进水平，但在创新方面差距较大，这是中国多数行业的软肋，国家也好，领域也罢，只有掌握了核心科技才拥有话语权，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也只有国家真正强大，中国人才会有国际地位，才不会遭受白眼，这也是我放弃国外优渥的条件，一定要回到自己国家的原因。

不可否认，医疗领域存在的逐利现象，但在我周围，大多数顶尖专家都有机会留在国外享受优渥生活，可他们都放弃了，他们心向祖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中国医疗事业现状，使国家发展壮大。这些人恰是那些脚踏实地真心干事不善钻营的人，国家应给予这些人多一些支持，这些“真心干事的人”成为社会的主流，科研何愁进步，创新何愁动力。

医学的进步丰富治疗手段

健康周刊：您从事心血管临床工作几十年，在心律失常、心脏起搏及电生理专业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能够诊断及处理各类心内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尤其是在老年心律失常，高龄老人心脏起搏器植入术、术中各种特殊意外情况的诊断及处理，请您谈谈针对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在这几十年间有哪些变化？

杨杰孚：差别太大了，以急性心肌梗死为例，70-80年代主要是简单的用药物治疗，如硝酸盐类药物，加上简单的心电检测等，死亡率达15%，现在降到5%，这有赖于诊断及治疗手段的改进，如心肌酶及血管造影等检查及搭桥、支架及各类先进的药物治疗的使用等。

心血管疾病中最大的杀手是猝死，占心血管总死亡率50%左右，预防心脏性猝死除药物治疗外，还有各种先进的介入治疗，包括起搏器、除颤器及血管介入等，70-80年代通常是简单的单腔起博器，而现在，药物及非药物治疗的进展迅速，起搏器及除颤器的功能不断更新，能够模拟正常人体心跳，不仅能救命，更能改善生存质量。

在药物治疗方面，新药不断问世，治疗心血管病变得既简单又方便，这也说明，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新药研发在不断突破。

40年间，在心血管疾病治疗方面，无论是非药物治疗还是药物治疗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随着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治疗理念、医生的思想也在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医生出国除了学习，镀金也是重要因素，现在出国主要目的是学术交流，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及知识。

健康周刊：1987年被称为中国医改元年，您对这40年中的几次医改有何评价？

杨杰孚：医改是很复杂的话题，尤其是对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更难用几句话理清，我只能说，现在看病比改革开放初期更容易，更方便，诊断及治疗水平显著提高。虽然“看病难、看病贵”依然存在，但若就此评判说国外的医疗比中国好，我看未必。在国外看病，如果没有购买医疗保险，专家可能会预约到一个月甚至半年，而中国的患者不需要等这么久。中国的医生工作量大，很多时候不能按时下班，其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大部分医生的理念都是，能给患者提供十分便利决不减少一分，能让患者早一天看上病决不晚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