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开始，公益领域形成了“灾害救援”的新领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郭虹进行过估算，那年进入汶川地震灾区的组织，最多的时候300多家，“另外加上学生社团、志愿者团队、短期进入又撤离的机构，前后总共约有500多个团队和机构”。

2008年5月12日，徐永光在北京的家里坐不住了。他反复琢磨，过去发生灾难都是公募基金会参与，而中国的公募基金是官办为主，此前没有资助民间社会组织的传统。“我们如果没有行动的话，可能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徐永光是非公募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副理事长，2007年基金会刚刚成立。

他给在北京的十几个民间组织、基金会打电话，十几家机构负责人起草了一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联合声明》，号召“各民间组织和公益组织携起手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力量，与灾区群众一起共渡难关。”很快，当天下午在网络上发表声明的机构上升到了50多家。到了5月14日，已有100多家。

南都基金会理事会决定拿出1000万资助民间公益组织去抗震救灾。在网上发布公告后，70多家机构每家拿到了10万左右的工作经费。

这些钱仍然是杯水车薪。徐永光找到了红十字会副会长。2008年6月17日，公募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发布新闻，拿出2000万元，面向国内民间公益组织和专业服务机构公开招标“5·12灾后重建项目”。公募基金会公开招标支持草根NGO，这在中国公益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也是这一年，官方第一次意识到社会参与的重要性。2008年6月8日，国务院颁发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文件，在灾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方面，第一次确定了“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成为职业公益组织

2009年8月，在北京的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上，39岁的高思发和57岁的郭虹在会上碰见了。两人第一次的见面交流，“不太愉快”，郭虹回忆。

高思发贴钱去做志愿者，郭虹不认同这种做法，“做志愿者不是贴钱做好人好事”。高思发急了，辩道：“贴钱做怎么不是做好人好事，我们是好人，就是做好人好事的。”

2008年开始，很多志愿者队开始转型为社会组织，去民政局登记注册。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获得基金会的资金支持，或者获得政府部门出资购买公共服务的机会。

但那个时候，高思发的团队仍然还是一个松散的“纯志愿者”队。刘剑锋内心有“不屑于和基金会合作”的想法，想做“纯粹的志愿者”，“不应该沾一分钱，我们要是沾了钱，就说不清楚了”。

地震结束后，高思发队伍里的外地志愿者走光了，剩下了他和刘剑锋两个绵阳人。2010年刘剑锋找到了一间闲置的办公室，不收房租、不收水电费。

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开始做一对一助学项目，资助的对象是北川灾后的学生。高思发和刘剑锋等人自掏油费和路费去家访受资助的学生，随着行政成本不断增多。“一开始可以承受，到后面就感觉维持不下去了”，刘剑锋回忆，“志愿者里有大学生，路费自己补贴多了他们受不了就离开了”。

有一次，刘剑锋发现，用于上学的钱打到家长的卡里，要么家长拿去喝酒，要么家里有人生病就拿去治病了。“钱就这么被挪用了”。他们开始意识到，助学不仅仅是筹钱这么简单，还有更多比给钱之外更需要做的。

高思发开始设想做家庭教育，“这时候感觉把事情做好，就要敢于承担风险。如果接收了爱心人士捐赠用于行政支出的费用，我们只要公示清楚账单就行”。

当时，郭虹在为各种公益组织提供培训机会，她给那些来参加的人讲公民意识，讲公益文化，也请各地有名的老师来上课，讲公益制度化建设，内部管理等等。“我们提供能力建设，也讲发展理念。以前他们都是满腔热情在那里干活，没有公益的价值观”。

高思发开始和郭虹有了密切接触，郭虹每次办免费培训班，高思发团队都会有至少两三个人来学习。

2011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可直接登记为合法组织。困扰各地公益组织的身份问题逐渐得到解决，改变之前的双重管理门槛。此前，社会组织要想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必须找到业务主管单位，很多社会组织因找不到政府部门或具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挂靠而无法登记。

成都是降低门槛最早的试验地之一。

2009年11月份，中国心志愿者队在北川民政局登记注册为“北川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因为救灾而出现的公益组织逐渐明晰其发展方向，养老、儿童教育、青少年发展、心理健康教育、环保、创新发展、社区、农村、留守儿童，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出现了不同公益组织的身影。公益组织开始呈现专业化、职能化特征。

“同时，基金会开始增多，项目也开始向传统的领域外拓展”。郭虹回忆。2010年，民间基金会已经超越官办的基金会规模，“今天6000多家基金会里的大部分都是民间基金会”，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教授朱建刚在其回顾公益十年的一篇文章里提到。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但小莉深有体会，她从地震之后开始做灾区人群的心理咨询，曾四处筹钱甚至自己贴钱想要坚持下去，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民间基金会的项目支持。

中国心团队也陆续找到了各种基金会做项目。“项目变得规范化，财务也变得规范化。”刘剑锋如此评价团队。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

2013年四川再次爆发地震——雅安地震，赶到现场的刘剑锋们，第一次感受到民间公益组织的“有序”感。

雅安地震一发生，刘剑锋第一件事是“把政府官员拉进微信群”。政府官员会及时在群里公布灾情最新消息。与此同时，进入当地的社会组织也会在网络上给他们提供信息。哪里有救援队，哪里缺物资，刘剑锋都一清二楚。

这源于2008年开始，不同公益组织开始搭建起信息网络。“成立协调组织或者联盟，坐下来讨论的第一件事，不是我们要做什么，而是我们不做什么”。郭虹回忆。

“我们先及时响应灾情，再回应灾情”。响应是做好救援准备，回应是前往灾区救援。这几年中国心志愿者队响应的灾害不下20场，但回应的灾害只有13场，“不浪费人力物力，很有效果”。刘剑锋说。

2008年开始民间基金会逐渐获得公众信任，在雅安地震之前，“有基金会的筹款额每年大概只有三四千万，但是雅安地震刚爆发，他们就从公众那里筹到了几个亿”，刘剑锋回忆。筹到钱的基金会开始公开招标，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