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子厂日渐红火，却引起了“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甚至惊动了邓小平同志

不管是卖水果还是卖瓜子，年广久的生意只能算“小打小闹”。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年广久才算大张旗鼓地做起生意。

一开始，年广久在家里砌起炉灶，与长子年金宝、次子年强炒瓜子出售。1981年年底，年广久与年强在芜湖郊区阡坡山租地建厂房，办起芜湖第一家私营企业──傻子瓜子厂。瓜子厂架起9口大锅，雇了103人帮工。

生意火了，年广久也摊上事了。

苗头出现在芜湖大众电影院门口的一张小字报。

1981年9月11日，芜湖分管财贸的副市长走访年广久。第二天，《芜湖日报》头版以《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为题作了报道。此后一天，大众电影院门口便出现了“傻子瓜子呆子报，呆子报道傻子笑。四项原则都不要，如此报道真胡闹”的小字报，指责《芜湖日报》的报道，矛头直指年广久和“傻子瓜子”。

为何？傻子瓜子厂雇了103人，超过了“国家关于个体户用工不得超过七人”的规定，引起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

事情还没完。

1982年，在“傻子瓜子”的带动下，芜湖出现10多家国营、集体、个体瓜子厂，市场竞争激烈。年广久和二儿子年强决定将每斤瓜子的价格从2.4元降为1.76元，这一下子在市场上掀起巨大波澜。年广久的瓜子迅速打进上海、南京、合肥、武汉等10多个大中城市，赢得了市场。高峰时，傻子瓜子厂一天的纯收入就有两万元。

这一下，好比往“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上浇了把油。很多人说年广久是“资本家”，是“剥削阶级”。

争论从芜湖传到省里，又传到中央。当地有关部门开始调查、关注“傻子瓜子”。

很快，调查有了结论，“对年广久要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必要的调节和限制”。

1982年下半年，芜湖市贸易货栈为限制“傻子瓜子”发展，停止了对“傻子瓜子”的瓜子生货供应。

“我一气之下，扛走贸易货栈的牌子，送到市委机关大院。”年广久说。

这是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遇到的第一次危机。

帮助年广久度过这次危机的是邓小平同志。

据原安徽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办公室副主任江鲲池撰写的《安徽农村改革的马前卒》一文披露，担任过原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秘书的省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曾派人去芜湖调查“傻子瓜子”问题，并且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在上报省领导的同时，也上报给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认为很有典型意义，于是又把材料汇报给了邓小平同志。

1982年4月间，邓小平同志看到安徽“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对“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他指示：“先放一放，看一看。”

时间进入1983年，对于年广久来说，这可能是灰色的一年。当年1月，次子年强与年广久分开，独自创办瓜子总厂。之后，长子年金宝成立金宝炒货场。

当年3月，年广久带领一批技术人员离开芜湖，到上海附近的昆山创办瓜子厂。

这一年10月，芜湖市派工商、税务、银行人员进驻年强经营的瓜子厂，进行监管。随后，年强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垦六师之邀，去了农垦六师办厂。

“傻子瓜子”一度进入低潮。

直到1984年，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迎来转机。

198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年广久回到芜湖，与芜湖市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清水工业公司联营成立“芜湖傻子瓜子公司”，并出任总经理。同时，年强也回到自己创办的傻子瓜子总厂。“傻子瓜子”又火起来。

这一年的10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中央一号文件精神、邓小平同志关于“傻子瓜子”问题的表态，预示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会越来越好。可是，让年广久没有想到的是，联营公司产品滞销，3个月发不出工资。

怎么办？年广久又动起了心思。当时，不少行业都在搞有奖销售，年广久想搞一个全国最大的有奖销售。有多大？奖品总价值达8万元，头等奖是一辆轿车。

仅仅17天，“傻子瓜子”在全国30多个城市一共售出476万斤，销售额达700多万元。不过，随着有奖销售活动被叫停，因奖品无法兑现，公司遭遇退货潮，损失近百万元，再次陷入困局。

屋漏偏逢连夜雨。此后不久，年广久的蚌埠联营瓜子厂出现纠纷，打官司败诉，损失又是近百万元。

年广久跌入了谷底。

年广久觉得自己十分幸运，他找人代为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表达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拥护和感恩，表示要兢兢业业地做“傻子”

那几年，不顺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出现。

1989年9月25日，芜湖市新芜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贪污、挪用、流氓罪，将年广久逮捕。

举报年广久的，是联营公司的一位副经理。

年广久说，联营后，厂里来了10多人，他们的工资从原来的30多元一下子提高到了500多元，但这些人上班看报、不干实事的作风没有改。

为此，年广久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比如不准迟到、不准带早点到厂里、不准看报、在厂里上厕所只能小便等。

“我每天早上提前两分钟站在厂门口，谁迟到了，当场扣1块钱。”年广久说，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做法有些苛刻了。

但是，他仍然不能理解那位副经理为何要举报自己，“我收到麻袋款后，给厂里说了，也打了条子，怎么就成了贪污、挪用，还被关呢”？

1991年1月11日，年广久案一审宣判。法院认定年广久贪污、挪用公款罪不成立；以犯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检察机关提出抗诉，认为一审法院定罪量刑均不当。

1992年1月18日至21日，邓小平同志南巡，在讲话中再次提及“傻子瓜子”。邓小平同志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保持长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