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没有意义，平台是不会缺少骑手的，走了一拨儿，还会来下一拨儿。”有人说，外卖骑手就好像韭菜，一茬儿接一茬儿。

刚20岁出头的杨俊也明白了这个道理。初期的“烧钱时代”退场后，缩减成本、不断追求效率和服务质量是必然的，只是，所有的代价都由骑手来承担——最新的规定来了，为了满足早点和夜宵的服务，外卖站的配送时间将从“早9晚10”改成“早7晚12”。

“潜伏”在各个写字楼里的督察也多了不少。骑手一旦被督导发现没有佩戴头盔或穿着制服，都可能被扣钱。一次，督察和一名外卖骑手在写字楼打了起来。这个骑手打着打着，眼泪差点掉下来。

站里“换血”的频率变快了。站长常山注意到，很多离开的外卖骑手都开始跑众包业务，一个人下载好几个外卖平台的软件，疯狂抢单，有时候在路上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

效率压迫着外卖骑手的神经。为了多抢一单，浙江余姚的骑手低头看了一下手机，一瞬间连撞两人，最终一死一伤；上个月，上海的一名骑手因为赶时间“强行超车”，将上海急诊领域泰斗李谋秋撞伤致死；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曾统计，几乎每隔两天半就会在上海发生一起送餐外卖行业的伤亡道路交通事故，外卖骑手或死或伤。

这群骑手对交通事故并不陌生，黄冰曾经撞上了汽车，人飞了出去。胳膊肿了，头疼异常。他对这段经历印象深刻，因为“误工7天，少跑了200多单。”更多的时候，发生交通事故后，路过的外卖骑手会拍下小视频，发到他们共同的微信群里，半响，有人回复一句，“小心”。

泥土

住在一起的9个骑手里，杨俊的单量不算多。这个年轻人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解释，“生活压力越大的人跑得单越多，跑单的速度也越快。”陈奇和黄冰都是前3名里的常客。

这个年轻人还注意到，春节前是辞职的高峰。很多人只做几个月骑手，挣够了钱，就回家过年了。翻了年，再过上几个月，又会有一大拨儿过得不如意、没钱赚的人找上了外卖站，重复着往年的经历。

杨俊懂他们的心思，“出门在外的，谁不想风风光光回家过年。”

黄冰偶尔也会羡慕这些游子。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家了，当年国企改革、自己买断工龄后，他和妻子离婚了，买断的钱给儿子凑出了新房的首付。他回到老母亲的身边，可老人前些年脑袋摔坏了，淤血一直没清干净。妹妹承担了照顾老人的职责，他定期给妹妹打钱。

年节时分妹妹一家团聚，他也不愿意硬巴巴凑过去，就上街跑活儿。“只要别闲下来，一跑起来，就不想(家)了。”他偶尔回儿子所在的城市，看到房价涨了四五倍，他“倍儿高兴”，回来跑活儿的力气都多了几分。

这个声音低沉、个头壮实的中年男人不觉得自己有多苦。他说，过年时一堆骑手也会聚齐“撮一顿好的”，哪个月多挣了一些钱，他就把抽的烟从5元钱一包的换成7元钱一包的，奖励自己。收工早了，他喜欢买各类熟食，吃不完的都塞进冰箱——那个被各类炒饭、卤味、水果塞满的冰箱总是满的，都是大家买来“改善集体生活”的。厨房虽然不开伙，但微波炉完成工作发出“叮”的声响，每晚总会在屋里响起。

他还买来薄围巾，做成一个围脖。夏天天热，汗水流下来很容易浸湿工作T恤，围脖阻隔了汗水，他的衣裳湿得最慢，换洗的频率低了，和其他骑手也能错开使用洗衣机的时间。

单与单的间隙里，这群骑手喜欢聚在辖区内一条河边。围在一起吐槽奇葩的顾客、分享路况、交流“哪里有交警查岗”，也聊聊“路边的美女”。50岁的老王喜欢请教张信凯关于手机的问题，他近期的目标，是要买一个好点的智能手机，送给正在上大学的儿子。杨俊则喜欢跟几个不住在站里的骑手研究彩票，这群小年轻盼着“一夜暴富”。

跑单是最重要的主题。一旦系统给骑手大厅派来了单，提示音响起，“饿狼一般”的骑手会在瞬间抢走单。人群里爆发出叹息声、叫骂声，张信凯喜欢那个氛围，有时候他抢到了，别的骑手会打趣，“送完了单，晚上回宿舍开演唱会啊。”他嗓子好，骑手都爱听他唱歌。

站里唯一的女骑手有个罹患肿瘤的女儿，夜幕低垂，她从医院接上女儿和这群骑手打了照面。这群“除了撩妹都在一起”的骑手纷纷跟孩子打招呼，老王从外卖箱里翻出零食，笑咪咪地递给孩子。

再过一会儿，派单的声音响起，人陆续散了。

常山觉得，这群骑手看起来都像是生活的失败者，但其实，每一个骑手都有梦想和希望。

就像是等待破土而出的新芽，90后大学生小明在等待机会回到曾经的工作岗位。他刚来一个月，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新人”。踏入外卖站之前，他在一家大型中介公司卖房。因为“不怎么会哄客户”，他一个月也卖不出一套房子，信用卡的债越垒越高，“坚持不下去”的他打算辞职，回河北农村老家。同事劝他，去送外卖吧，“干几个月有钱了再回来”。

西装革履的同事告诉小明，自己活不下去的时候也送过外卖。

小明觉得，大学生送外卖一点儿也不丢人。比起送外卖，他更不愿意回那个“一辈子都不可能有地铁”的老家。大专毕业后，他没再找家里要一分钱，老家的弟弟读高中，正是用钱的时候。他知道，孩子如果能落户在天津，“会有很大很大的优势”，可“压力实在太大了”，他不确定自己还能撑多久，但眼下，他不准备放弃。

只是，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送外卖这件事，父母“……可能……知道吧”。

23岁的张信凯渴求的，是一份真正的爱情。这个行业交友的途径很窄，“都是网上认识的”。他没办法给女孩太多承诺，甚至连聊天、见面的时间也只能放在晚上10点下班后，“愿意等的，那就一块儿。不愿意等的，那就没辙。”他刻意地哈哈大笑。

他曾经遇到过一个心动的女生。为了追求这份感情，他奢侈地请了假，放弃了全勤奖，去了他无数次经过却从未踏入的公园。到了夜里，两个人还去KTV唱了歌。可没唱一会儿，他站起身，沉默。他必须得走了，第二天还得早起上班，熬夜是决不允许的事情——开车犯困的后果往往就是车祸。

两个人挥手告别。

戛然而止的告别是陈奇生活的常态。他的母亲也在天津打工，一年到头两个人见面的次数用一只手都数得清。自从当上外卖骑手，他对时间和道路的感知力极速上升，和母亲碰头的日子定在下午2点到4点间。这是单最少路况也最好的时候。

每一次，他都会急匆匆地买上水果和食物，骑着电瓶车跑到母亲工作的地方。两个人各自身着工服，见了面，问候几句。他把东西交给母亲，看看手机，时间不多了，他告别一声扭头就走。

回去的路上，这个男人觉得，自己好像就是给母亲送了一单外卖而已。可即便如此，这也是他几个月以来最盼望、最欢喜的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