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介绍的这件钺（图1）与众不同，它是由玉石磨制而成的，光素无纹，长5.3、宽4、厚0.3厘米，1978年从陕西宝鸡法门镇齐家村十九号西周墓葬出土，现藏周原博物馆，被定为国家三级文物。玉钺黄中泛绿色，半透明，通体磨光。扁平长方梯形，刃呈弧状，中心部位有一小圆孔，两侧各有互相对称的四个齿状牙饰。

钺的形状很像斧，因此《说文》上曰：“钺，大斧也，一名天戉。”《说文解字》又曰：“大者称钺，小者称斧。”《书·顾命》上也曰：“钺、铖同兵类，脱

岐山石钺

胎斧。大者钺、小者铖。一人冕执钺，一人冠执铖。”两者的区别在于斧刃较钺为窄，钺刃较宽大，呈弧形，似新月。这些记述似乎都是以大小来区分斧和钺的。实际上，这些以大小来定名古器物的不单单体现在斧和钺上，许多文献上对古代乐器的解释往往也是含混不清，出现名称混乱，含义模糊，分类不清。以大、小来区分镈、钟。如《国语·周语下》记载：“细钧有钟无镈，昭其大也。”韦昭注：“钟，大钟。镈，小钟也。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镈为：“镈，大钟辞于之属。”但是，这里可以肯定，钺、斧的称名不论大小，都是由原始社会的石斧演化而来的一种古代的兵器。石斧（图2）的历史大约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那时人们用磨制粗糙的石斧，砍斫器物、捕猎禽兽，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工具之一。古汉字中“斤”就是砍木头的斧字，所以后来从斤字旁的汉字多有斩截、折取的意思。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曾发现过一种磨制非常精细的石钺（图3），钺体扁平，刃部宽阔，弧曲度大，两边有齿牙状饰。这种精心制作的石钺显然不适宜砍伐林木或用于农作。据推测很可能是古人专门制造的原始兵器。

竹园沟西周銎内鉞

考古发现表明，商代出现了用青铜铸造的钺。这时的青铜钺仍保留了石钺的特点，刃部弧曲宽阔，两角略微上翘。如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妇好墓中，就出土了两件大型青铜钺。进入西周，钺的形象发生了较大变化，种类也比较繁多，出现了一种空头钺，大多是管形銎，上有孔，以安装柄（图4）。由于这时青铜冶炼中加入了铅、铁、锡、金等多种金属，铸造出的钺质地坚韧，做工精良。从西周考古发现看，斧与钺到了西周时的形状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图5）。但由于钺的形体笨重，杀伤力远不如戈、刀、矛，所以渐渐脱离战场，成为一种礼仪性兵器。如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两件大型青铜钺，重达8.5—9公斤，上面铸有铭文：“妇好”。妇好是殷王武丁的妻子，她生前是一位骁勇善战的著名女统帅，曾多次率兵出征。试想，这么笨重的兵器，女将军统帅怎么挥舞？显然，这两件青铜大钺当是妇好将军权威的象征。由此不难看出，钺作为礼仪性兵器在商周时的地位远远大于实用的作战兵器。

钺在商周时的用法不光是兵器，还是军队指挥权和国家统治权的象征，同时兼有刑法的意义。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攻克商王王宫后，用黄钺斩了纣王的头颅，悬于太白旗上。直到汉代仍以斧钺为斩首的刑具。由于斧钺是一种斩杀罪人的刑器，所以历史上有“斧钺之诛”的说法。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姬发在孟津会合八百诸侯，北渡黄河，陈师商郊牧野。誓师后，武王“左杖黄铖，右秉白旗”，指挥战斗。又“斩以玄铖，悬其头小白之旗”，完成接管商王朝政权的典礼。在古代，大将接受斧钺就等于被授予军权帅印。史载武王克商后，“公旦把大铖，召公把小钱以夹武王”。从这段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上古时代的斧铖，不仅是用于战阵的白刃兵器，也是军队指挥权和国家统治权的象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这种礼仪被继续延用，重臣出征往往加有“假黄钺”的称号。即代表皇帝行使军权之意。

这件玉质钺的出土，则更加完善了钺的礼制功能之意义。因为这种形制的玉钺从质地到形制，已不完全具备兵器的实用功能了，只能是一种军队指挥权和国家统治权的象征。它对于我们认识钺的礼仪功能增加了新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