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的设立，并不是凭空而立，是对30多年的经济特区在全国范围内复制和推广的基础上顺势而生。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到如今的自贸试验区，不仅是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成果，而且是为了适应全球角色转变的新一轮改革开放。

2018年6月19日人民政协报财经周刊版面

经济特区最初指1979年后被划为改革试验田的深圳、厦门、珠海、汕头4个城市。当时国家赋予特区引进项目审批权、人员因公出国出港审批权、外贸出口权、外汇管理权，并在其它经济管理权限等方面给予了很多的优惠政策。

1984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浦东、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

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

1988年增辟了海南经济特区，海南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以来，围绕自贸区的相关讨论热度高涨，社会各界对改革开放40年来再次推出的新“试验田”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从经济特区到自贸区，可以窥得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与趋势。

截至2018年4月，国务院先后批复成立中国（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等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特区以“让部分人先富”打破了“大锅饭”式的均贫困境，自贸区将致力于建设更公平、自由的市场制度。特区为中国从指令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提供了试验田，其中重要的一步就是改变“政企不分”状况，使企业从行政束缚中解脱出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自贸区的设立，将为实现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型提供试验田，当前体制中最难改革的行政审批制度或将破题，这将进一步推动政企关系深化改革，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

从上海最东南伸入东海一角的洋山港，沿着海岸线北上约40公里，到达浦东国际机场，继续往北约30公里，直至长江入海口接近与黄浦江交汇之处的外高桥，70多公里的海岸线，串起了当今上海乃至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区域——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有人说，他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总工程师；也有人说，他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之父；而他自己却自称只是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的设计参与者之一。他就是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王新奎。

回忆起上海自贸区设立的始末，王新奎记忆犹新。

2013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座谈会。开会前一天，市委通知王新奎参加会议，并让他准备作8分钟的发言，向总理汇报近期关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研究成果。

“第二天开会，我简要地向总理汇报了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新趋势：一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之持续扩大的巨额货物贸易逆差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再平衡’压力；二是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创新全球化迅猛发展，但数字贸易市场却出现‘碎片化’的现象；三是全球价值链背景下跨境生产布局要求各国间就影响贸易、特别是影响服务贸易的境内措施进行谈判，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规则体系的重构势在必行。因此，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这一重大变化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对外开放的新思维。为此我建议，是否能够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区，抓住全球贸易与投资体制重构的窗口期，通过在特殊监管区域内先行先试，加快推进我国的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据王新奎回忆，总理当场就对他的发言做了回应，指出了三点：第一，要以开放倒逼改革，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深水区，需要改革新动力，按照以往经验，每次重大改革都是开放倒逼的，这次我们也要按照这个思路做；第二，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重构我们是绕不过去的，必须积极应对，否则就会面临“第二次入世”；第三，总理同意在上海设立自贸区，不过要加“试验”两字，并指出，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首先是一项国家战略，不是上海的地方战略。

“就这样，我被‘卷’了进去。”王新奎风趣地说。

然而，自贸区的设立，并不是凭空而立，是对30多年的经济特区在全国范围内复制和推广的基础上顺势而生。“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到如今的自贸试验区，不仅是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成果，而且是为了适应全球角色转变的新一轮改革开放。”王新奎说。

从1978年到1988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经济特区陆续建立；1984年，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确立使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连线成片；1990年4月18日上海浦东新区宣告设立；此后，“10+2”新特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别称）渐次成立；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截止2018年4月，国务院先后批复成立中国（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40年来，人民政协伴随经济特区到自贸区一路前行，每一步都能看到政协委员议政建言的身影。

2010年，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市政协主席陈修茂牵头提出了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延伸到全市》的提案，当场就获16位委员联名签署。

2016年，住琼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关于推进海南自贸区建设的建议”提案，建议按照“一区多片”管理模式，打造面向东盟的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6年，25位住鄂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期间联名呼吁，恳请国家设立中国（湖北）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

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经国务院批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得以扩大到全市。直接推动特区扩大的动议，正是来自委员提出的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延伸到全市的联名提案。

此外，每年的全国两会上，“自贸区”更是一个热门话题。许多委员将自贸区的设立视作推动本地乃至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委员们从政策实施到政策落地，从局部到全局，从对内到对外，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建言。特别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海南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唯一热带岛屿省份，具备推进自贸区建设的条件；全国政协委员、洛阳师范学院院长梁留科建议在河南省设立自由贸易区，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有助于增强我国在中亚、中东欧、北非等地区发展格局中的核心竞争力；许多建言均已变成现实，河南、海南都陆续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

然而，政协工作却不止于此。2011年4月下旬，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调研组远赴广东，开始就“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在广东，调研组考察了珠海、中山、佛山、广州、东莞和深圳等地，听取了省及所到市政府有关部门的专题汇报并进行座谈，最终完成《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调研报告。深圳前海、珠海横琴是新时期国家批准的经济特区中的特殊区域，也是广东各地一直非常重视的地区。调研组认为，应赋予前海、横琴自由港功能，实行境内关外的特殊经济政策。支持广东建设以前海、横琴、南沙为核心区，开放型服务经济为主体的新经济增长带。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国务院已正式批复同意在珠海市横琴新区实行比经济特区更优惠的政策，以构建粤港澳紧密合作新载体，重塑珠海发展新优势。

2018年，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于广洲率调研组就“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自由贸易港建设”到海口、琼海、三亚等地开展专题调研。这次全国政协调研组聚焦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主题，既是经济委员会发挥优势全力履职的生动实践，也是以问题为导向、深入改革最前沿调查研究的具体举措，旨在为推动自由贸易港建设建言献策。

40年来，人民政协的调研数不胜数，建言落地不计其数。新时代新征程，委员履职再出发。“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化压力为动力，以自贸试验区为载体和手段，把我国的对外开放推上新的台阶。”王新奎信心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