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确定了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委员们认为，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这一预期目标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变预留了空间。

“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前一时期我讲了一个意见，等到人均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300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中共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使用了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个指标来规划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

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30年里，中国领导人第一次用国民生产总值指标来规划发展目标。

不久后，邓小平在回答来访的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有关“中国未来现代化目标是如何构思？”的提问时，首次以国民生产总值为基本衡量指标，指出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2000年，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使人均GNP达到800-1000美元，并特别强调为此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此后，由于GDP（国内生产总值）更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生产规模和经济景气状况，我国开启了围绕GDP（GNP）为增长核心指标，以20年实现翻两番为目标的宏伟的增长发展规划，从全国的发展和增长规划，到各省市的经济规划，GDP增长成为核心规划指标和考核指标。

一转眼，40年过去了。以世界银行提供的GDP数据为准，1978年中国的GDP约为0.1495万亿美元，全球排不进前十。而截至2017年，中国的GDP已达到12.24万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二，40年时间，中国经济总额增长了超过80倍……

“我是2002年底，也就是九届全国政协的末期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的，可以说，我比较完整地一见证了十届、十一届和十二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们的工作。”刘冠峰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对他的采访正值隆冬时节，据他说，差不多16年前的这会儿，也就是他刚来政协工作的时候，为数不多的几场委员座谈会上，听到最多的讨论甚至争论就是围绕经济发展方式、模式该怎么变而展开。

2002年，我国GDP已经达到12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达到1135美元，与1979年邓小平立下的目标相比，超额完成了任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冠峰说，他陆续结识了两位大师，他们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式问题有着鲜明的理论和观点。

一位是吴敬琏，他是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从八届到十届，吴敬琏担任了15年全国政协委员。

“当时还没有高质量发展这个词，大家主要谈经济发展模式或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吴敬琏提出中国经济要由粗放式、外延式发展，逐步向集约式、内涵式发展转变。”刘冠峰的回忆，拉开了一场对中国经济由高速转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变革的序幕。

2003年冬天，为配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准备工作，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组建了由15位全国政协委员组成的“十一五”规划调研组，与有关部门同时进行调研工作。

2004年1月，当时已是74岁高龄的吴敬琏以全国政协“十一五”规划专题调研组组长身份，挂帅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调研。对于那次调研，吴敬琏的评价不低。他后来和身边工作人员说，调研组成员充分发挥了政协的优势，简单说就是人才荟萃，地位超脱。所谓人才荟萃是指参加调研组人员来自学界、政府部门、企业界等各个方面，这是政协特色。

当年7月，全国政协常委会召开会议，对调研组形成的初步意见进行专题讨论，与会者对照现实提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有几位会上发言的委员，过去在政府担任领导工作，他们讲了切身体会和自己的两个压力，一个压力来自政绩，另一个压力来自财政收入。

经过深入讨论，专题调研组起草了研究报告。研究报告几易其稿，在2004年底定稿。2005年，调研组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十一五”规划必须突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建议》。后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十一五”规划的重要原则之一。

另一位是厉以宁。“厉老不仅直接推动了‘非公36条’（即《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还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谈的就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体制转型重叠期里的事。”刘冠峰回忆道。

2010年以后，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里围绕经济发展方式的建言者越来越多，但纵观政协委员推动经济转型一以贯之的主线，是宁可速度慢一点，也要提质增效。

“经济委员会有个内刊《经济界委员通讯》合订本，你翻一翻就会发现，每一届都有委员提出经济发展要从追求速度转向追求质量。”刘冠峰这样说。

统一的思路背后，必有激烈的博弈。比如GDP到底多少合适？即便是在委员内部，争论也很大。有的委员就提出，百分之十几的增速并不算快，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摆在这里了，但也有委员认为GDP百分之十几就太快了，因为要实现这样的增长，代价必然是拼能耗、拼资源、拼环境，而非靠创新驱动来完成，这种代价太大了。

在转变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解之中，越来越多的委员把打造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环境，放在了建言工作的首要位置。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营改增政策以及《电子商务法》出台方面，政协力量同样不容小觑，但委员们从不同角度建言中国经济由高速向高质量转换的真知灼见，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在争论中诞生的。

“全国政协从十二届开始恢复创新双周协商座谈会，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每季度还会召开宏观经济座谈会。可以说，委员们发言的机会越来越多，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几乎已经成为这些会议的议题之一。”在刘冠峰看来，大家围绕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建言献策的主轴有两个：一是建立现代产业体系，说白了就是解决靠什么动力去创新发展问题，要解决的是生产力要素的问题；二是解决体制上的问题，也就是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

40年改革路，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建言未来，委员们时刻保持着清醒的状态。几位接受采访的全国政协委员都提到，中国正在转向高质量发展，但远未接近完成时。怎么才算高质量发展，这里需要大量的指标。比如产品质量达到什么标准，才能算作高质量了？品牌建设可能是一个方向。另外，对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也要变。但如何考核它们？过去那一套唯GDP论可能已经失效或者说不能完全依靠了，要求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又该如何界定？要集成起来看，统一考核。但现在这套新的考核体系还没有形成。

还有委员说，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是现行的法律、规章与制度乃至政策，都是在粗放式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固化东西，在高质量发展中，有明显的不适应甚至脱节，怎么办？这就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某种意义上来讲，深化改革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