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郑长忠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重大成就,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而且实现了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稳定。实现发展与秩序的有机统一是任何时代和任何政体的国家治理都追求的理想状态,对大国治理来讲,要做到这一点尤为不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虽然发生重大转型,却能够做到发展与秩序的有机统一,不仅成功推动了面向未来的人类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的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而且充分体现了大国治理之道,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因此,对改革开放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就成为我们把握现代条件下大国治理内在规律的重要途径。

发展与秩序有机统一:大国治理之道

马克思主义认为,推动物质生产以及在此基础上而形成的其他方面生产的发展,以不断满足人的日益增长的各方面需求,是人类历史存在的前提。

为了生产和生活,人们需要组织起来,由此就形成了生产关系以及其他各类关系,而这些关系的总和就决定了人的本质。一个人只有处理好各种关系,他(她)的生产和生活才能得以顺利进行,一个共同体也是这样,只有将这些关系调整好,才能保证整个共同体的生产和生活正常运转,也就是说,通过关系调整以实现秩序,才能使生产和生活得以顺利进行。这就意味着,秩序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条件。因此,发展与秩序是人类存在的前提和基础。

人们为了推动社会发展与建构社会秩序,就需要通过建构与运用公共权力来处理各种公共事务,由此,政治就随着人类出现而出现了,而推动社会发展与建构社会秩序,也就成为政治的主要使命与基本职能。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基于统治与管理的需要,进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于是就出现了围绕公共权力而形成的虚幻共同体——国家。基于政治本质要求,国家出现后同样必须以推动发展与建构秩序作为自身的使命和任务。

诚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发展与秩序都是其所需要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实际上,发展与秩序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张力。一方面,如果发展过快或过慢、发展不平衡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其他原因,都可能带来对秩序的冲击乃至发生秩序崩溃;另一方面,如果过度强调秩序,或者用极端方法来实现并维持秩序,也会抑制发展,甚至导致发展倒退。因此,实现发展与秩序的平衡与协调,进而实现二者有机统一,就成为国家治理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追求发展与秩序有机统一,对任何国家治理来说都是十分困难之事,对于大国来说尤为不易,因为:一个大国治理,在空间维度上,不仅国内情况复杂,而且在国际层面也成为聚焦对象,内外影响因素都较多;在时间维度上,不仅历史因素的影响存在着,而且在每一次转型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内外结构性因素都异常复杂。这就使大国治理,不论是推动发展还是建构秩序,都需要极高水平,而要实现发展与秩序的有机统一,就需要更高智慧与更多条件。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大国发展之源

作为一个现代化后发国家,通过建设现代化以实现民族复兴,就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主要目标与中国人民的最大追求。在古典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在中华民族历史逻辑、现代社会发展逻辑与共产主义运动逻辑的共同演绎之下,中国人民选择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来建立现代国家以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现代文明建构的中国路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为克服现代化建设的组织化诉求与传统社会一盘散沙状况之间的矛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宏观上建立了以政权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微观上建立了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单位社会体制,从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工业化基础和组织化基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

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位社会体制能够为现代化建设奠定组织化基础,却不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改革使人民内在活力得以调动,开放使世界文明成果得以吸收。不论是对内改革还是对外开放,我们都做到持续、渐进和全面,进而不断将改革开放转化为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动力。

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我们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活力得到极大程度的调动。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我们围绕以下目标展开: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三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以调动广大人民积极性。在对外开放上,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基础上的渐进式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由点到面、由浅入深,以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为重点,逐步向中、西部内陆地区推进。同时,我们坚持面向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以经济开放为基础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我国的开放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同时也积极发展同其他各国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改革开放与党组织建设:大国秩序之基

人类文明转型过程中,需经历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结构要素根本性转型基础上的文明形态的整体转型。要保证文明要素与整体形态转型的顺利进行,就需要有相应机制和力量作为支撑,并以此为中轴而实现转型与建构,我们称其为文明转型与建构的中轴机制与力量。在新旧文明转型与新兴文明建构过程中,中轴机制与领导力量能否在文明体内部顺利生成,以及这一机制与力量是否有效和有力,决定了文明转型及其建构能否做到有序与有为。

在文明转型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承担起领导人民推动文明转型、建立现代文明与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成为推动发展与建构秩序的中轴机制与领导力量。在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化与实现民族复兴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推动了发展,而且成为秩序的守护者与建构者,从而保证了发展与秩序的有机统一,并在推动发展与建构秩序过程中,不断推动自身发展与创新。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完成现代化建设基础阶段任务过程中,形成了价值、制度和组织等方面机制成果,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秩序,从而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现代社会基因植入中国,人民活力得以迸发。然而,市场经济建立也使民众生存形态由单位化成员向原子化个体转变,社会多元性开始出现,并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位社会体制退出后,既有的组织与整合社会机制开始弱化。其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与网络社会生成,社会多样性和社会主体性开始生成。为此,党中央先后进行一系列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从而做到了既发挥社会主体作用,又实现社会有效整合。

作为现代政治文明形态结构性要素的现代政党、现代国家、现代社会与现代市场,到党的十八大之前基本生成,但还存在各要素功能发育不充分、彼此间有机化不足等问题。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顶层设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发展,推动中国文明形态由要素生成阶段向整体形态发展阶段迈进。为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标志着面向未来的人类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进入到整体形态全面发展阶段。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中轴机制与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不断推动现代化建设发展,另一方面快速适应现代化发展过程带来的新变化,通过创新国家和社会体制与机制以及推动自身发展,不断为新的秩序建构提供基础,从而做到快速发展与积极稳定有机统一,实现了“发展是硬道理”与“稳定压倒一切”的同时兼具。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治理之果

兼顾发展与秩序并推动其有机统一作为国家治理之道,更多是从工具理性角度来说的,而任何工具理性都需要为价值理性服务,治理之道同样服务于国家性质与政治追求。反过来,作为价值理性的国家性质与政治追求,也同样将影响作为工具理性的治理之道的有效实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发展与秩序有机统一的国家治理,并非仅仅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的效果,而且还在政治与价值层面上产生了一个重大成果,那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也正是因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才能够在国家治理上实现发展与秩序的有机统一。

“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我们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等也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

“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这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成就并获得发展与秩序同时兼具,是因为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了社会主义,同时也正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过程中,不断寻求发展与秩序有机统一,使我们创造性地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国家治理之道与社会主义逻辑共同演绎之下,我们不仅赢得了大国成功治理,而且还构建了面向未来的人类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