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诗词文章书法件件皆能，是近现代当之无愧的书法大家。人们赞扬他，大多因为于氏在草书领域里开宗立派，独铸一体，创造了赫赫有名的“于草”，因此在中华书坛尊为巨擘。其实，于右任的行书决不在草书之下，于氏留下的手迹，不少颇为耐人寻味。这里引录他中年时书写的较有代表性的一副对联：

上款：端方弟同志

联语：芳树垂绿叶，好鸟鸣高枝。

落款：于右任。钤有印章两枚，白文“右任”，朱文“于”。

对联写得很美，“芳树”“绿叶”“好鸟”“高枝”，色彩鲜艳，形象美好；接着作者一“垂”一“鸣”，两个动词立马将四种物象连缀起来，构成画面，有动有静，有声有色，令人赏心悦目。对联仅仅10个字，于右任诗词的功底已经可见一斑。

不过此联的上款很怪：端方，弟，再加同志，叠床架屋的。在此，需要介绍一下对联受赠者“端方”，及端方的父亲、南社社员沈文炯。

沈文炯是吴江同里人，1902年同乡金松岑在同里镇创办同川学校，聘请了沈文炯等一批思想激进的教员，招收学生，一时吴江一带比较出名的知识分子都汇聚到了同川，好学求知的青少年也都奔赴同里。金松岑办学意在救国雪耻，因而特别重视体育，他创办了同里体育会，参加者并不限于学校的师生，社会上好多年长者都前来参加。沈文炯本是明代“吴江派”领袖、戏曲家沈璟后裔，又是清末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沈桂芬的侄儿，秀才出身，能诗善画。当时，邻镇黎里前来同川读书的柳亚子自称“亚卢”，要当亚洲的卢梭，沈文炯则取号“中路”，说自己是中国的路索。

1907年，刘师培、何震夫妇，与陈去病、柳亚子等人在上海酝酿成立南社，可是刘何夫妇随即就被江苏巡抚兼两江总督端方收买，成为南社的叛徒。

1908年初夏，同盟会会员陈陶遗奉命携带枪支炸药从日本回国，事泄被捕。拘押期间，端方会见了陈陶遗，软语笼络，允诺纳为幕僚，陈不为所动，予以谢绝。消息传出，有识之士对端方恨之入骨，但是此人权大势大，奈何他不得。

就在这时，沈文炯生了个儿子，取名藻墀，由于憎恶端方，沈别出心裁地给藻墀取了个“端方”作字，从此，文炯动不动就在大庭广众面前指桑骂槐：“端方算什么东西，还不是我那不知事理的儿子！”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愤慨。

沈端方1922年肄业于北京大学法科，返回同里后，决心与堂兄沈颂墀一起从事法律工作。沈文炯频频参加南社在上海的雅集，结识了同隶南社的于右任。于氏听说端方取名的因由后，感慨万千。1922年至1924年，于右任出任上海大学校长，1923年秋，沈端方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大学拜见于右任先生。于校长奋袖出臂，为沈端方书写了上述那副行书对联。由于是小一辈，故而上款端方之下加一“弟”字，更由于为国为民的思想相同，故而再加“同志”。这样的上款，一则不致与满人端方混淆，另一则也是对小沈的勉励。后来，沈端方成了有名的学者，可惜1946年死于飞机失事，这是后话。

本对联以成熟的行书写就，颇有特色。上联“芳树垂绿叶”，联语用形象的比喻，写沈端方是沈璟、沈桂芬的后裔；下联“好鸟鸣高枝”，是赞扬，也是祝愿，希望小沈前途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