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立涛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卢立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在读研究生 段茜

今年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建议,禁止智能手机进校园,引发社会热议与思考。在科技创新已深度融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今天,立法“禁止手机进课堂”有其一定的迫切性、合理性以及必要性。

中小学生处于自制力较差、分辨力较弱的阶段,不少学生深陷于手机强大的种种娱乐功能中不可自拔,对手机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滥用,不仅会扰乱课堂秩序,降低课堂听讲注意力和效果,严重影响学生学习成绩,而且,医学、心理学、脑科学等领域的研究证明,过度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会严重威胁中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鉴于此,我国当前亟须对中小学生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进行规范化管理,以遏制电子产品滥用的势头。

当前,许多学校都对规范手机使用进行了一些尝试和探索,最普遍的做法是制定校规校纪,禁止学生将手机带入课堂。然而,由于学校、学生和家长各自所处的不同立场,使得学校的手机管理成为了一场三者之间的艰难“博弈”。学校在这场“博弈”中举步维艰,其根本原因在于学校的种种管理行为,例如收缴手机,面临着合法性危机。部分学生和家长搬出《物权法》,指责学校无权剥夺学生对手机的使用权和拥有权。

因此,目前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以立法手段禁止手机进入中小学课堂,给学校一个合法身份,给学校管理学生使用手机一个法律依据。有法可依,学校处理此类事件才能名正言顺,减少师生间由手机引起的冲突,缓解家校矛盾。2018年9月,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就已审议通过《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全促进条例》,明确提出:“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

事实上,如何管控中小学生的手机使用,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性课题。在国外,不少国家在国家层面对中小学生的手机使用进行了明确规定,法国同样采取了立法的形式。2018年,法国国民议会表决通过了关于禁止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的法案。意大利和英国等国虽未正式立法,但也通过教育行政部门颁布了全国禁令,禁止中小学生携带手机进课堂。在韩国,绝大多数中小学都配备了手机存放柜,形成了“晨会上缴手机,放学时归还”的铁律。由是观之,严格管控中小学生使用手机已成各国共识,而立法、颁布行政禁令等方式是学校管控的有力支撑。

学生手机沉迷源自成长环境的复杂影响,若仅在校园内治理,在校园外放纵,必将使学校努力功亏一篑。因此,有效落实这一手机禁令,需发挥学校主渠道作用,促进家校合作,广泛利用社会资源,营造协调一致的良好育人环境。

学校营造依法治教的办学环境。依法治教,才能形成良好的学校办学秩序。法律在赋予学校管理、保管学生手机的权力的同时,也应对牵涉到学生手机上缴、管理等诸多细节问题进行明确。若管理权责不清晰、安全责任界定模糊,学校在具体落实时,必然会遭遇执行难的问题。学校也须完善管理,寻求与学生、家长、专业人士的多方合作。

家庭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家庭是孩子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手机使用的“重灾区”。陪伴孩子,特别是控制孩子上网时间,提高孩子识别不良信息能力,是家长必须履行的义务。要让孩子在家里少使用手机,最有效的办法是营造健康使用手机的家庭氛围。父母应减少在家里对手机的使用,尤其要杜绝“吃饭玩手机、睡觉玩手机”的现象;应更加关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加强与孩子的互动,多进行健康的家庭亲子活动。此外,父母多带孩子参加社会活动,培养孩子健康兴趣爱好,丰富孩子课余生活,减轻孩子对手机的依赖。

社会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当今社会,互联网对生活的介入趋势不可阻挡,网络信息也是学生获取知识的来源之一。手机禁令的落实,必将遭致学生强烈反感。因此在对学生的手机使用进行严格管理的同时,还需借助社会力量营造健康使用手机的舆论环境,弱化学生抵制心理,缓解学校压力。一方面,积极引导学生从碎片化、娱乐化的网络信息海洋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深刻揭露学生滥用手机的危害,使规范学生的手机使用成为社会公众的共识,为学校的手机管理营造强有力的舆论环境,并达成一致行动。

本文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18年度学科建设综合专项资金资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