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 企业为了规避法律，一般都不会要求强制实行“996”，而是美名其曰“弹性工作制”，但是却通过绩效考核制度的设计让员工不得不加班。

1995年出生的吴希是一名设计师，最近刚换了工作，之前工作就是“996”，月薪8000元，不过要达到全勤绩效才能拿到全额工资。

“每天要7点起床，10点钟到家。睡觉？忙的时候两点能睡觉就算早的了，累到受不了。”吴希表示，单位安排的工作量考核逼着你“自愿”去加班，加班费就别想了，而且如果完不成工作量，绩效工资就没有了。

干了半年之后，吴希直接裸辞，回贵阳老家找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工资只有5k，也就够生活，但是我很开心。”

“有一个大学舍友工作是数据建模，坚持了一年也辞职了，说再不辞职要死了。我只想说还要命的话就别去‘996’。”吴希感叹。

全国总工会开展的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迫使职工超时加班现象较为普遍，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的职工占21.6%，仅有44%的职工表示加班加点按劳动法规定足额拿到了加班费或安排了相当时间倒休。

宁可不婚不育不买房，也不要拼命

——“没必要拿命换钱”

日前，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公开谈到，从社会学看，“996”在日本很失败，拼命工作拼命赚钱的“过劳日本”和今天的“低欲望日本”密切相关。年轻人看到父辈那么拼命却老来如此，索性选低欲望，选择不拼不婚不育。

而这种场景似乎也在中国的年轻人中上演。

“我不要买大房子，不买车，也不要吃美食，不结婚，不生孩子。工作轻松简单工资低，只是为了简单的一日三餐。”

这是1994年出生的江苏小伙王楷的人生宣言。目前在旅行社工作的他，绝对不考虑“996”，“人活着没必要给自己弄这么累”。

在王楷看来，自己就属于低欲望人群。“就算你996努力得成狗，你能买得起房吗？既然996也买不起房，还不如回家养老，单身过好自己的生活，等父母年老后管好就行。”

“现在的婚姻危险系数很高，也不敢保证自己不会生出叛逆的孩子。而且普通家庭生孩子，等他成年了要为自己的家庭打拼，谁为你养老？”

吴希也表示，“父母有工作，我只要养活自己就够了，所以我觉得没必要挣什么大钱，自己过得舒服就行，平时自己消费也不高，对于我来说没必要去用命换钱。”

休息了半年的北漂王珂，目前在找工作，面试中她发现很多单位的工作时间都调整为一天10个小时加单休，接近“996”，但都她明确表示了拒绝。

“让人按996的模式去上班，还挣那点钱，我宁愿找个单位当前台去，朝九晚五周末双休，少挣少花。”

在王珂看来，如果“996模式”成为一种常态，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会降低，也必然会造成大量的低欲望人群。

“再大的物欲，人还是得先活着，加班加到心跳加速、心态崩了的时候，钱扔面前都不想要，只想休息。”王珂说，“真到了这一步，不就把人都逼成低欲望人群了吗？差别就是，有些人先捞一桶金，再做低欲望人群，有些人干脆直接做个低欲望人群。”

逃离“996”，争议仍在继续

“我们为了收入而工作，若说我们因此而变得非常富有，为什么我们的个人生活却如此贫乏呢？”日本经济学家森冈孝二的《过劳时代》一书中写到。

有些人已经用脚投票，选择逃离“996”。但有关争议仍在继续。

支持者不乏互联网大佬，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最近三次谈到“996”，其抛出的“996福气论”引来不少骂声。

但面对外界对其“展示资本家的獠牙面目”的评价，马云坚持“向奋斗者致敬”“你不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和时间，怎么能够实现你想要的成功？”

京东CEO刘强东也抛出“兄弟论”，称“京东永远不会强制员工995或者996，但每一个京东人都必须具备拼搏精神”“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

反对者如当当网创始人李国庆，“每天不算路途，11小时工作时长，那恋爱，家庭，社交无暇，而这是生活的目的，还是为工作高价值的调节，正是一张一弛啊；优秀的企业是结果导向，效率导向。

“996”让人“一朝回到解放前”？

耐人寻味的是，“五一”国际劳动节马上来临，这个节日正是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而来，此时中国社会却掀起“996”讨论，令人有时光错乱之感。

回顾中国的工时制度，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一周工作6天，只有星期天才能休息，但这一天反而要做很多事，“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是当时的流行说法。

到1994年，国家施行“大小礼拜制”，每隔一周休息两天。休息两天那周为“大礼拜”，而只休一天那周为“小礼拜”。“大礼拜”刚实施时，很多职工周六跑去单位上班，却发现当天休息。

到1995年，“双休日”出现，中国正式实行5天工作制，即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

双休日制度实施20多年后的今天，“996”工作制的流行让人恍惚有种“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