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逼”出来的科学传播人

当了副台长的朱定真不仅要负责气象预报工作,其中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抵挡”记者和电视台的采访。上个世纪90年代,大家对媒体的意识还停留在“躲”,总觉得他们是来挑刺的,一有重大活动或是天气没报准,他们总是第一个找上门来。

这不,有一次,台里的电脑被雷击损坏了。乖乖,气象台被雷击,说出去还不得让人笑掉大牙。还没来得及处理事故呢,记者们就一窝蜂赶来,轰又不能轰,躲又躲不掉,朱定真只好硬着头皮接待。

一采访就出现问题了:“我讲的都是专业,记者听不懂,回去写的稿子不对,登出来,我就要挨领导骂。后来我就用大白话跟他们解释,这回记者懂了,写出来的东西老百姓也能懂,可是专家又不干了,批评我说得不严谨。”说起来朱定真也是满肚子委屈,受着夹板气。

“不行,得换个说法!”既要想办法科学,又要想办法普及,从此朱定真“被逼”着走上了科普之路。

采访之前,记者有幸去听过他的讲座,没想到现场一度有些失控:

“为什么北方这两年霾少了,但是南方的霾好像越来越重?是被风吹过去的吗?”“汉中的夏天太热了,能不能把秦岭凿开一条缝,让北边的凉风吹进来?”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很多人怕轮不到自己,前一个问题刚回答完,还不等主持人点名,就急着站起来,更有甚者连麦克风都来不及拿,直接大声开问。结束时大家不是散场离开,而是一股脑儿地朝主讲台涌去,把朱定真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起来,继续你一言我一语地问个不停。

这才是科普该有的样子。

相比科学普及,朱定真更喜欢用科学传播这个词。普及很多时候意味着“我上你下”“我把我知道的告诉你”,而科学传播是平等的,有更多的交流互动。

肚子里的东西很多,讲什么?怎么讲?听众的口味可不是那么好调的。

朱定真的秘籍就是讲座最后的答疑环节,这已经成了每场活动的规定动作。除了更直接地让听众知道他们最想知道的,还可以通过不断互动,及时掌握大家的口味:变着花地出新菜,讲座想不火爆都难。

朱定真还有一个习惯,讲课前一定要问清受众是谁?“这个很重要,我得对听众负责,一稿通吃的事我可做不来。”

有一次他受邀到江西为小学生做气象知识讲座,到了以后才发现这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几乎清一色的留守儿童。孩子们生在大山、长在大山,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外面的世界,望向他的眼神里透着胆怯和羞涩。

朱定真索性把准备好的PPT丢到一边,和孩子们做起了问答游戏,从几个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气象小常识入手,一步步挑起孩子们的兴趣,现场的气氛从冷到热,再到热得发烫,孩子们的兴趣被彻底点燃,提的问题令人脑洞大开,一点也不亚于城里的孩子。

此刻,被孩子们围在中间的朱定真已不再是科学家,而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孩子王,这种寓教于乐的讲课方式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下课时间一推再推,一直推了1个多小时。

在朱定真看来,科普的意义并不在于一次传播了多少知识,而是在孩子们的心里埋下科学的种子,激发他们对科学的热情,这是可以享用一辈子的。

去年,中山大学特意邀请他为气象专业的大一新生讲课,与其说是新生第一课,不如说是“劝降”课,原来这个专业里大部分学生都是调剂来的,报到时噘着嘴、不情不愿。

朱定真觉得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爱气象的,一种是不了解气象的。

这次讲座,朱定真的讲课方案就变成了告诉他们气象的世界有多精彩,气象的天地有多广阔,如果把气象科学学好,将来大有可为,不论是搞经营还是做其他工作,都离不开气象。激起大家对气象的兴趣和认同后,他还特意留了几个问题,这些问题的解答要靠同学们了,靠他们用一生的时间去研究。

2015年朱定真被评为中国十大科学传播人物,有人问他对此有什么感受,他只是淡淡地说:“做的时候没想过要奔着奖去,只是出于本心的,做就好。”

政协委员里的“新生”

“根本没有雾霾这种东西,只有雾或者霾。”2018年两会小组讨论时,朱定真以一段关于雾和霾的科普发言惊艳了全场。

“如果只从能见度看,雾和霾都会降低能见度,但如果细分,雾本身并不脏,城市里的雾脏是因为里面掺杂了污染物,海边的雾就很干净,而且太阳一出来,雾会散,霾不会。”他还不忘俏皮地补充道:“如果大家实在习惯了用两个字,可以叫‘灰霾’更接近‘霾’的本意。”

朱定真的发言不仅让委员们感慨长知识了,还引起各路媒体的骚动,一时间掀起一场“雾·霾”科学大讨论。

从那之后,国家文件中不再有“雾霾”这个提法。

其实这些都是朱定真“蓄谋已久”的。每年两会绝对是中国人的大事,媒体云集、百姓关注,委员们说了什么?提了哪些提案?经常是这边刚说完还没散会呢,那边网络上就已经传开了。

“决不能放过这个大好机会。”朱定真思忖着,“你改不改是你的事,但说不说是我的责任。”

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之前,朱定真曾担任过两届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委员,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明星”了,带去的提案不仅多,质量还高,连续5年获得优秀提案。10年的基层履职经历让他对政协委员这个身份应该再熟悉不过,可朱定真却说自己只能算全国政协的大一“新生”,要学习的东西太多。

“原来关注的更多是我能为气象做什么。现在到了全国政协,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委员,经常听国家政策解读,参与更深入的全国调研,不知不觉开始跳出气象的小圈子,想的是我能用气象为国家做什么。”他这分明是在给自己提要求。

一次朱定真参与全国政协组织的“三农”工作会议,会上委员们与各部委的同志激烈讨论。大家都在提产业布局、种子培育等问题,有些农作物主产区还提出希望加大对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每个人都在从自己专业擅长的角度积极建言献策。朱定真听着听着心里隐约有些不安,大家不约而同地忽略了气候变化这个因素。

回去一查资料才发现,事情远比他想象的严重,上一次《农业气候区划》还是上世纪80年代。30年间,气候发生了很大变化,以云南为例,因为气候变暖,种植香蕉的区域已经明显往北扩展。还有三大粮食作物之一的夏玉米,1971年至2000年,我国夏玉米种植的最适宜区面积平均为3624万公顷。如果全球升温达到1.5℃阈值,夏玉米种植的气候最适宜区面积将变成500万公顷左右,平均值缩减86%。在气候变化已经是定论的背景下,国家在做农业产业布局时如果忽略了这个重要因素,将来是要吃大亏的。

带着气象人的责任感,朱定真在今年两会上提出了开展第三次农业气候区划工作的提案。再次引发各大主流媒体的关注,人民网特意将其放在两会专栏头版位置报道。朱定真感慨:“不管结果如何,我要尽自己的义务,用自己的专业为国家着想。”

细数一下,去年朱定真一共参与了14次全国政协组织的各种调研以及协商座谈会,履职档案不可谓不丰富。每一次参与都是因为对政协这个平台的珍视,希望通过不断地接触、学习,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从预报员到气象专家,再到科学传播人、全国政协委员,朱定真在多个身份之间不停切换着,前一秒还在谈科普,后一秒已经转到了履职,脑子里像装了一个开关,只需轻轻一按就平滑转换。

再看他的办公室,几排书架都被塞得满满的不说,挺大一张桌子,硬是被书占去了大半,堆了一摞又一摞,除了气象专业,还有很多农业、地质灾害等其他专业的书籍,记者随手翻开一本,里面都是密密麻麻的笔记和勾画的重点,这些笔记见证着朱定真的付出和努力。

采访时正值3月,路边的玉兰花含苞待放,人们迫不及待地换上春装,享受春日的惬意。许是知道记者要去气象局,当天突然断崖式降温12度,忽如一夜冬天来,乖乖穿上棉衣。

朱定真笑着安慰记者:“春天孩儿脸,一天变三变。这就是春天的特点,冬季一次冷空气要持续很长时间,春季一次降温过程通常也就两天,很快就回暖。”

记者将信将疑,回去数着日子,一天,两天,三天,春天,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