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龚胜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运河是水路交通大动脉，是古代漕运经济制度的见证，具有突出的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条运河能够像大运河承载如此多的历史文化，经历沧海桑田的巨大演变，它是活化的历史文化遗产。

大运河总长度约3200公里，沿线文化资源遗产极其丰富，仅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河道27段总长度就达1011公里，沿线拥有23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运河功能仍在持续发挥，区域发展水平较高。“但长期以来，大运河也面临着遗产保护压力巨大、传承利用质量不高、资源环境形势严峻、生态空间挤占严重、合作机制亟待加强等突出问题和困难。”龚胜生担忧地说。

在龚胜生看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本质上还是区域发展。我们要确定大运河文化带的区域边界，要搞清楚大运河文化带内部的区域特征与差异。“大运河南北跨度大，南至杭州，北到天津，历史上是分段建成，现实上是存在着自然、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差异，存在不同的发展基础、发展障碍、发展需求和发展目标，因而建设的内容和途径也是不同的，必须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贯穿于文化带建设的全过程。比如，细化并及时公布大运河遗产和关联资源的保护区划、建立和推行大运河文化遗产及周边环境风貌保护管控清单、禁止不符合保护传承要求的项目建设，从机制上保证大运河遗产本体、环境及地下遗存有效保护。”龚胜生这样说。

“古为今用，传承利用。”龚胜生表示，保护好大运河沿线物化的历史文化遗存，传承好与大运河相关的各类非物质遗产和传统习俗，弘扬好大运河文化精髓和价值理念，不断赋予大运河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是大运河持续焕发生机活力、展现中华文化永久魅力的重要根基。

那么，如何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龚胜生表示，顺畅的协调机制是关键。为此，龚胜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一是要加大国家层面统筹协调力度，建立健全并充分发挥跨区域、跨部门协调机制作用，因地制宜地制订大运河文化带各区段的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战略，推进文化遗产保护、河道水系治理、生态环境修复、文化旅游发展等方面的沟通合作；

二是要协调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各省区域发展战略的关系，尽快编制《大运河文化带区域发展战略》，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引导;

三是要成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组织协调机构，协调大运河沿线各政区关系及统筹项目、资金的配置;

四是要鼓励科学界开展大运河文化带的地理、历史、文化、文物、产业、建筑、灾害等各方面的研究，为推进文化带建设提供背景资料、决策依据乃至建设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