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与农结缘，筑梦追梦

我的家乡巢湖，远古时代，教人利用树干架房的有巢氏，其后代就在这里建立了巢国。楚霸王的“亚父”范增，就出生于巢湖市亚父街道；坐落于巢湖市南部的散兵镇，就是楚汉相争时项羽所部兵散之地。这里，还是“柘皋之讹”“旗鼓相当”“洗耳恭听”“欲速则不达”“四面楚歌”等典故的发源地。这里，还是冯玉祥、张治中、李克农3位知名将军的故乡。1959年3月， 我就出生于巢湖市柘皋镇大於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天生与农结缘。

小时候，正赶上国家困难时期，即使是鱼米之乡的巢湖，过得也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穷困生活。小学3年级，我并辍学放牛，帮家里挣工分，开始感受农事。即使如此，我求知的童心没有泯灭。1970年下半年，我突然向母亲提出要上学。于是，我并插班5年级。没有座位，就站在同学桌子的横头；没有课本，就借同学的课本誊抄。1971年，我上初中时，因为小学“缺课”，连分数都不懂。感恩班主任魏瑞鑫老师，给我私下吃了三天“小灶”。可能是沾了祖先的灵气，我的各科成绩在班上始终第一。1974年上高中时，课堂上课很少，主要是学农。当时，在“大寨精神”感召下，我们全班同学挑着竹筐，参与农村“土地平整，格田成方”的农田基本建设。可是，凡是整过的土地，来年水稻生长稀疏，产量剧减。于是，我在践农的同时开始思农。1976年，17岁的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每天东方泛白，我就和社员们一起，肩挑沉甸甸的农家肥奔向希望的田野，可庄稼长得并不茂盛。这引起我再度思农：这牛吃草越多越壮，这田施肥为啥越施越“瘦”呢？在懵懵懂懂地度着青春的同时, 我的心底开始筑起了一个梦，那就是“求知事农”梦。梦想有一天，在我指导下，我的父老乡亲劳动有回报，吃不愁穿不愁。

1977年金秋时节，我在北京参军的挚友丁同柱给我传来了恢复高考的喜讯。自此，我的人生踏上了追“求知”之梦的征程。众所周知，我成长的那个年代，“缺课”太多，我是依仗初中雄厚的根底，自学了高中课程。三年磨一剑，终于在1979年考取了大学。为了追“事农”之梦，我的高考志愿填报了安徽农学院（后改称安徽农业大学），学的是土壤农化专业。在学了《土壤学》以后，方知土地整治和土壤培肥的科学道理，并指导了家乡的土壤改良，获得成功。这更加坚定了我追“求知事农”梦的决心与信心，这一追就是40年！

二、 教农研农，痴心不改

1983年7月，我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留校任教，这一教就是36年。36年来，我始终不忘“求知事农”之初心。

在教书育人方面，我探索出一条“教学面向生产，科研促进教学”的路径，提出了“三重”的农业教学新思路：即重实验室动手技能、重田间操作技能、重指导生产实践技能（图1）；总结出“启发式”和“参与式”的教学方法，营造了“教与学”互动的学习氛围。我所授课程，学生出勤率100%；在学生评教活动中，我年年被评为优秀等级。

2015年夏，深入安徽省明光市田间地头，指导现代农业示范区规划

在研农方面，我始终围绕“生产需求和促进教学”的目标搞科研，奠定了服务“三农”的基础。至2018年，先后完成了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安徽省有关部门下达的《优质油稻高产栽培技术示范推广》《“美丽乡村”建设“土地整治、整村推进”模式研究》《安徽省补充耕地质量评定技术指南》科研项目近百项。

在社会方面，我牢牢抓住农民主体，紧紧依托农业载体，充分发挥了“农”字特色，痴心为“三农”求解。一是争取项目，为“三农”输血。30多年来，先后为六安、肥东、泗县、界首、巢湖、肥西、明光、庐江、绩溪、长丰等20多个市、县（市）编制了“现代农业示范区规划”“土地整治规划与设计”“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规划”等，每个项目资金在3000万到5000万元。在我的参与和指导下，安徽省数十个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得以顺利完成选点、规划和建设。我全程参与的合肥市滨湖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选点、规划与建设，吸引投资超过2亿元。二是传授技术，为“三农”“造血”。“输血”仅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权宜之计，而“造血”乃是治本之策。为此，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深入广大农村，抓住农民主体，依托农业载体，唱响了为“三农”“造血”的“三部曲”。第一部曲：把技术传给农民。始终坚持在“三农”一线，培训农民技术骨干，壮大科技兴农队伍；建立和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实现了由“送科技上门”到“请科技上门”的转变。尤其是创立的“傻瓜农业技术”，使农民掌握先进适用技术就像使用“傻瓜相机”一样简单、便捷，解决农业技术的可操作性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先后深入了100多个乡镇，指导现代农业开发，推广农业新技术，培训农民50多万人次，农民说我“上了讲台是教授，下到地里是农民”，并亲切地称呼我为“自家教授”。第二部曲：把服务送给农民。经常参加省委组织部和民革省委、科技厅、科协、农业农村厅、安农大等部门组织的“三下乡”活动，与农民建立了服务热线，接受技术咨询和一对一服务，快速、及时地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肥东县八斗镇瓜农吴明生深情地称呼我为农业“120”！第三部曲：把效益留给农民。我在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地示范推广了脱毒甘薯、优质油稻、无公害蔬菜、设施农业、无籽西瓜电温床育苗和嫁接、瓜果林立体生态农业、节水农业等先进配套技术，实现了农业增产、节支和增效。1998年以来，为“三农”创经济效益累计超过了20亿元。

鉴于在教农研农领域里的业绩，2005年3月，我受民革中央委派，赴贵州省纳雍县参与“整村推进扶贫”的指导与调研，完成了《纳雍县阳长镇核桃寨村参与式扶贫规划》，修改完善了土地整治规划，为纳雍争取了项目资金500万元，受到了民革中央的表彰。经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周铁农批准，我的事迹在2005年第七期《人物》杂志上进行了报道。2011年，获中共中央统战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授予的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贡献先进个人称号；连续多次获民革中央全国社会服务工作先进个人和民革全省社会服务先进个人等称号。

三、 参政议政，献策“三农”

我1998年加入民革。2000年，我的第一份提案《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思考》，虽然很“稚嫩”，但说清了问题，并最终解决了问题。这不仅使我认识到提案的意义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坚定了我参政议政的信心，激发了我的主动性和执着精神。这一执着，就是20年。

2002—2007年，我担任合肥市政协委员期间，撰写提案30多份，社情民意近20份。其中2份获优秀提案，2份《安徽日报》全文刊载，省政协采纳5份，2次在合肥市电视台《政协论坛》畅谈“三农”；2003年8月3日，《关于建立农业“12120”的建议》在《人民政协报》作了专题报道；9月1日，《人民政协报》在“特别提醒”栏目予以全文发表；《团结报》、《江淮晨报》等均进行了报道，合肥市人民政府2005年付诸实施。时任合肥市副市长安列，专程到我校协商办理之事宜，他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对我校在场的领导说：“他在政协会上说，不提一般的提案，不一般地提提案，提了提案就不一般。农业12120就不一般，是个好提案”。

2008年，我转为省政协委员，正赶上世界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农民工“返乡潮”困扰着各级政府。我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撰写了《关于统筹安置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的若干建议》，并在安徽省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做大会口头发言（图2），获时任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明方的重要批示。返乡农民工不仅是安徽的问题，也是全国，尤其是中西部的共性问题。因此，该提案经过认真“雕琢”后又提交民革中央报送全国政协，并获民革中央表彰。

在省政协第十届二次会议上发言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大的会议上发言，并获省主要领导的批示和民革中央的表彰，极大地提振了我参政议政的信心，同时也鞭策我加强学习，苦练内功，弘扬民革的“三农”特色，撰写高质量的提案和社情民意。担任省政协委员10年，共撰写涉农提案和社情民意70多份，其中有多份提案获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截至2018年，向民革中央提交了21件“三农”提案或大会发言，其中，《关于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核心，稳步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建议》，由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凡代表民革中央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做大会口头发言，被全国政协列为主席重点督办提案；《生态粮仓，健康土地，安全食品》，由民革中央副主席修福金代表民革中央，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作口头发言；担任省政府参事不到两年，共撰写参事建议8份，其中有6份获省主要领导批示。2008—2018年，年年获民革中央参政议政表彰；连续获民革安徽省委参政议政或反映社情民意表彰。

四、 爱岗履职，双向发力

牢固树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参政议政理念，践行“立足本职工作，履行参政议政职能”的互动机制。在实践中，我根据自身特点，结合民革特色，正确处理和协调了本职工作与履行民革党员职能的关系，总结出“以本职工作为基础，积累参政议政素材；以参政议政为平台，推进教研成果应用与提升”。多年来，我始终不渝地植根于江淮大地，把论文写在田野山林，以“农”字作为本职和履职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我的本职工作是教农研农，我参政议政的切入点是献策三农。

一是教研成果助履职。通常，教学与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相对较慢，有的甚至搁在管理部门的档案柜里不见天日；有的发几篇学术论文，仅提供给研究者参考，决策部门少有问津。为了使教学研究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我成功走出了一条“教研成果助履职”的参政议政之路。

2003年春，我承担的《优质无籽西瓜电温床育苗、嫁接栽培技术示范推广》项目，在肥东县八斗镇建立了示范基地。从西瓜育苗、嫁接、栽培、田间管理到成熟，只要基地农民的一个电话，我就组织有关专家及时赶赴现场，解决西瓜生产过程中的道道难题。看着我们忙碌的身影，一农民情不自禁地说：“咱农民种地若能像医院‘120’一样，遇到病虫害，电话一打，教授就来，那该有多好啊。”于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的《关于建立农业“12120”的建议》就此出炉。

2004—2012年，我承担了很多市、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在规划研制过程中，我发现很多问题，不是编制人员和各级政府能够解决的问题，必须要有顶层设计。2007年，我将研究成果凝练成《关于第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所面临若干问题的建议》提案，由民革中央报全国政协。《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我4个小时，并对其进行了整版报道；国土资源部有关部门领导也接受了记者采访，并认真办理了这份提案。随后，国土资源部陆续出台了一些标准、规范和规定等。

2012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我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申报了《安徽省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路径、方法与机制研究》，获安徽省教育厅重大课题资助；发表了《论安徽省节约集约用地的方法和途径》学术论文。后经过凝练，撰写了《关于建立节约集约用地机制的若干建议》《关于寻求节约集约用地路径的若干建议》《关于降低我省土地消耗强度的若干建议》等3份提案。其中，第三份提案后来转为社情民意，获省主要领导批示，催生了《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强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工作的意见》（皖政〔2013〕58号）的出台。

我长期从事农村土地整治教学研究工作，并出版了第一部《土地整治学》教材。但如何搭起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把教学研究成果与国家政策结合起来，并应用于实践，这一直是我追求的梦想。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它就成为贯穿我国经济工作的一条主线，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列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首要任务。基于此，2018年5月，我撰写了《以“土地整治+”为供给引擎 推进我省农业转型升级》的社情民意，获张曙光副省长的重要批示。

以上是我“教研成果助履职”的典型范例，也只是冰山一角，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二是履职成果促教研。很多人都说我“不务正业”，并质疑：你一年有大半年在外调研，课还上不上，科研还做不做？前述，我是以“农”字作为本职和履职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我的履职成果又可以转化为教研成果。以下的范例，期望同仁可资借鉴。

2009年5月，我陪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赴山东就规范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开展调研（图3）。在调研基础上，民革中央形成了《关于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建议》，并报送中共中央有关领导，获重要批示。我全程参与了调研报告的起草、修改和定稿。在调研、撰写报告和后来的实践中，我认识到农村承包地流转事关乡村兴衰的大局。因此，我经年累月地关注。先后撰写了《关于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建议》《关于创新土地管理体制机制 扶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建议》《关于进一步规范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若干建议》《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等提案或社情民意10多篇。期间，我以调研成果和撰写的提案为支撑，申报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创新研究》，获安徽省发改委资助；申报的《推进皖北地区“四化”协调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土地政策研究》，获安徽省国土资源厅资助；发表了《论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等学术论文10多篇；指导的硕士论文《基于新型城镇化视角的安徽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安徽省耕地利用现状与流转模式研究》等，顺利通过答辩。

2009年，陪同周铁农（前排右3）赴山东调研农村承包地流转

2018年，省政府参事室和省政协，均承担了《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研究课题。我随同调研组分别赴四川、广州、山东等省，以及安徽宣城、滁州等市进行了调研，撰写的《创新模式，有序推进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获省委副书记信长星批示。随后，我利用调研资料和撰写的建议，申报了《合肥市农村宅基地与闲置农房盘活路径研究——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获合肥市人民政府资助；指导的硕士论文《农村闲置农房盘活模式研究—基于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顺利通过答辩；发表了《基于合肥市三十岗乡实践的闲置宅基地形成及再利用研究》等学术论文多篇。

从事参政议政工作20年，撰写涉农提案100多篇。承蒙法律出版社厚爱，为我出版专著《献策“三农”》，既是参政议政的参考书，更是我学生研读的教科书。

作者单位与任职：

安徽农业大学教授，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安徽农业现代化研究院（安徽省重点智库）首席专家、“安徽同心智库”特邀研究员、民革十三届中央“三农”委员会委员、民革十三届安徽省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民革安徽农业大学总支部主委、安徽农业大学国土资源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