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老的微笑”

陶塑是人类艺术创造中的重要门类，肇始于人类文明起始的早期阶段，在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头像，则被誉为人类早期艺术的珍品，是原始雕塑的代表之作。它的出现为我国雕塑史和陶艺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蚌埠双墩遗址刻划符号

这件双墩遗址出土的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残通高9.2厘米、面宽8.4厘米。面部保存基本完整，头像左耳缺失，颈部残断，头后部残损。该头像造型写实，五官端正，形象生动。特别是陶塑人头像额头与面部两颊有两组刻纹，雕题纹面塑形独特，是人类历史上，发现最早的、珍贵的早期陶塑艺术珍品之一。“1994年，贾树宪先生从雕塑艺术美学的角度，首次撰写了《双墩陶塑纹面头像》一文，刊发在《中国文物报》上，并引起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汤池的关注。”阚绪杭表示：“因此，这件陶塑最终被印刷在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编写的教科书《中国美术简史》封面之上，足见其重要性。”

“2018年10月初，作为对双墩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文物征名活动的总结，新华社刊发了《你该拥有怎样的美名？7300年前的“微笑女神”》一文，令这件原始陶塑再次回到艺术考古界视野。”德国学者何小兰表示：“从描述性的学名‘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到具有还乡色彩的微笑女神、萨满女巫、淮河之母，这件原始雕塑从视觉艺术的角度，阐述着‘最古老的微笑’这一猜想。”

“中国考古学走过了近100年的历程，各区域的文化谱系日益清晰，每一阶段的社会发展状态、生产力水平、社会文明化程度日益清楚。”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会长孙英民研究员指出：“在距今7300年前后，古老神奇的东方大地开启了第一次史前艺术高潮，双墩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双墩遗址出土了大量文化遗物，红陶盆、陶罐、兽形盘、鹿角钩形器、灶形器座、猪形雕塑、刻画符号以及陶塑人头像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黄丹麾认为：“这个陶塑，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最美的人物雕塑之一，开启了中国雕塑史先河，堪称世界雕塑史上的杰作。”

“可以说，双墩陶塑人头像是一件具有象征人类自我塑型、自我认知、自我欣赏和自我崇拜的审美观的陶塑艺术珍品。”刘国祥表示：“这件陶塑人头像根植于淮河流域，是原始文明发展所产生的艺术精品，除与双墩文化、禹会村遗址、贾湖遗址、顺山集遗址等淮河流域文明有着深厚的文化联系以外，与良渚文化、仰韶文化、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等也有着诸多联系。加强相关文化现象的纵向综合研究，是在更广阔的时空视域范围内研究双墩陶塑人头像重要意义的必然选择。”

“刻画符号”背后的意义

双墩遗址三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共生的陶塑艺术品与陶器均为手制，其陶质夹蚌末（云母），在泥料和烧制方面，采用同种方法。2013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陆续开展了淮河中游史前遗址考古调查和双墩遗址的聚落考古工作，目前已获得了诸多双墩聚落的结构信息。

“双墩遗址三次发掘共发现633件刻画符号，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出土刻画符号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年代也较早的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方向明强调，这些符号分为象形、几何和其他三类。它们并非孤立存在，几乎囊括了双墩人生活的各方面，共同组成一幅7000年前的双墩遗址生产生活图景。

“在这些符号当中，以象形符号存在较为多样。其涉及生产、生活和精神领域，如各种动态形式的猪、鱼、植物，以及不同种类和形式的建筑、太阳、甚至水的波浪等。”方向明认为：“虽然考古发掘仅是揭开遗址废弃堆积的一角，但如果结合整体考察，这些刻画符号为远古生活场景的复原，提供了极多的素材和启示。”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东表示：“从目前研究方法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正多学科合作研究同时进行，双墩聚落旱稻混作，兼及狩猎采集野生动植物资源，形成了初步的定居社会。除了原始农业，双墩古人类在与定居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驯化、陶器制作和磨制石器技术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这些知识在刻画符号中有明显的反映。”

“通过分析刻画符号的载体，我们判断刻画符号的创造者很可能就是聚落内的陶工。”张东说：“他们同时也是早期定居社会中各种技艺和知识的拥有者和传播者。”

“是神，还是巫？”

“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相比器物，人像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文物。”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红山文化研究专家郭大顺表示：“史前人类雕塑人像，是史前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定文化群体所共同接纳的生产生活希望的理想阐发，它体现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各区系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对于史前陶塑人头像的解读需要多学科的协同攻关。”

“与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出土的人物塑像的颈部特征相比，这件双墩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虽然十分珍贵，但保存却不甚理想，其人头后部严重残损，颈部残断，整体的器物形制并不清楚。”阚绪杭表示：“除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像以外，洛南县焦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头壶，亦有颈部；此外，地处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出土的人头形盖钮和人头瓶同样有颈部存在，因此，通过以上几例，可以推断，双墩人头像并非单独塑形的人头像，很可能是一件陶器或者人物形象塑形的头部。”

“从文化类型学与图像类型学的角度而言，与河北省易县北福地遗址、山西临汾陶寺遗址、甘肃省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同时代相似器物相比，此件纹面陶塑头像具有陶器装饰附件的明显特征。”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会员陈培一表示：“其在考古领域和雕塑艺术领域，都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意义。”

“淮河流域与西辽河流域属于南北不同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区，文化面貌和生产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阶段表现出鲜明的区域性特征。但同时也表现出一些相似的文化因素，两个区域间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交流。”刘国祥表示：“对其出土背景、造型特征、使用功能、演变序列等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对两个区域间史前文化交流关系进行深入探讨。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头像、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雕人像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与艺术价值，同时，西辽河流域的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具有发达的人物造像传统，演变序列清晰，距今53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祖先崇拜观念发展成熟，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石峁、良渚和石家河玉石神像人像额首冠面上出现的装饰，都属于头徽一类的装饰。一系列的发现表明，头徽在距今四五千年的史前末期，不仅已经出现，而且成为流行风，它的存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仁湘研究员提出：“由于双墩遗址陶塑人头像的发现，似乎说明头徽的出现还有更早的源头。”

“在原始人类中，史前头徽的出现，看是小事一件，却又非同小可。”王仁湘表示：“头徽既是不同文化不同部族的象征符号，互相区别，一方面突显的是政体区别，或军事武装区别；另一方面体现的是对立与对抗。这样的时代，可能离文明出现的时代已经不远了。”

“双墩陶塑人头像首额头图像应为太阳符，与常见太阳图像相似。之所以增加线条，也是为了与整体风格相符。”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顾万发认为：“在肖家屋脊玉祖神上，类似的表现形式曾经出现过；而在顺山集遗址出土的陶塑面额头上，则出现了菱形，这是太阳的典型表现。三星堆铜人首上，也有神兽面额头上为太阳的圆符，而在中亚、美洲等地青铜时代、玛雅时期也存在着于额头表现太阳的案例。”

“可以说，双墩陶塑人头像额饰太阳的做法，是一个历时久远的国际文化现象。而双墩陶塑人头像为何在额头上表示太阳，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问题。”顾万发表示：“古人可能存在尤为注重额头的情况。这是视觉学、相面术、松果体现象等主客观原因使然。”

“考古界对一些史前玉器的命名方法属于因形命名，以器名直接表达对玉器的认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刘斌指出：“随着良渚玉器的大量出土和深入研究，完整的‘神徽’图像成为解读良渚玉器造型的钥匙，其反映的‘寓像于形’的设计理念，对于在缺乏文献资料的情况下，认识一些造型抽象的史前玉器，尤其是双墩陶人很有启发。”

除头顶的特殊纹饰，“纹面”特征也成为双墩陶塑人头像备受瞩目的另一原因。“双墩出土陶塑人头像，凸现出“雕题纹面”艺术历史悠久，渊源深厚，生命强盛”。中国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礼学根据现代民俗学研究成果和现有的文献考古资料，对双墩陶塑人头像雕题纹面现象产生的原因、含义及意义作了初步探索。他认为，在7300年前的陶塑人头像上出现“雕题纹面”，这不仅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这件陶塑人头像的纹面，主要出现在所谓的法令区。”顾万发表示：“其中，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增加视觉威严。此外，依据海南黎族民俗学资料，面纹能带来‘福魂’，这也有利于理解双墩陶塑人头像纹面的意义。”

“双墩陶塑人头像面颊两侧饰有10个刺点，加上2个鼻孔，共有12个孔洞。”阚绪杭表示：“两组数字与额头处的同心圆构成‘天文历法’的标志符号。双墩时期，人们已开始栽培水稻，这也是通过日、月、星来测得时节、物候的表现。”

“是神，还是巫？”正是因为双墩陶塑人头像特别的面部特征，考古学家对于其身份的猜想，同样深入且细致。

“红山文化已发现包括大、中、小各种规格的陶泥塑和玉石雕刻等多种质地的人体雕像30多个，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查海、兴隆洼时期，时间可以从新石器时代延续到商周前后。”郭大顺表示：“这些人兽组合中的人，其身份多是借助动物而通神的巫者，而并非作为崇拜对象的神。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中有关纹饰中的人兽形象，由巫者向神像的身份转化。”

“神与巫的定位，普遍存在，这也为双墩陶塑人头像的研究提供了范本。”郭大顺表示：“这些有助于对中华文明起源道路与特点的研究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