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我有幸成为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之后又被安排在原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在这一届政协的五年中，我见证了人民政协事业的蓬勃发展，感到无比的振奋和激动。那割舍不断的政协情缘，一直在心中涌动。

在深入调研中感悟人民政协同人民群众紧密相连

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闭幕之后半个月，全国政协党组就于3月28日举办了第一次专门委员会主任会议暨专题研讨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讲话，对做好专委会工作和政协委员履职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积极围绕深化改革献计出力，选择重点题目，切实做好调查研究，拿出一批高质量的意见和建议，以利于推动全局工作的进展。

按照全国政协领导的要求，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召开了专委会全体会议，讨论2013年工作要点，对年度内的几次调研工作作出了具体安排。

当年7月17日至25日，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的“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调研组，到辽宁、湖北两省进行调研。在辽宁，我们先在沈阳参观了工业博物馆、铁西区工人生活馆，并召开了座谈会。然后，我们走抚顺，跑阜新，奔鞍山，抚顺的煤炭博物馆、西露天煤矿，阜新的煤矿博物馆和一些工业遗迹，鞍钢的老高炉、水厂、医院、职工住宅等，我们都一一参观考察，整天马不停蹄。4天之后，我们又从辽宁奔湖北，在武汉参观考察汉阳铁厂旧址、正在建设中的“张之洞与工业博物馆”和武汉钢铁公司；接着又到黄石，考察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大冶铁矿东露天采矿场、新冶钢铁公司。在这次调研中，我们每天下矿场、爬铁塔、看工厂，深入到最基层了解实际情况，共参观考察了辽宁、湖北两省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20余处工业遗址。7月中下旬正值盛夏酷暑，每天我们汗流浃背，确实是很辛苦的。

通过实地调研，我们看到了辽宁、湖北在工业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方面的好做法、好经验。比如，沈阳市把铁西工人村的部分房屋保存下来，完全恢复当年工人们居住时的原貌，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旅游景点，很受群众欢迎。辽宁工业博物馆也是在原沈阳铸造厂的基础上建成的，完好地保存了原来工厂的厂房、车间和设备，可以再现当年工厂生产的全过程，看后令人震撼和受教育。武汉市也对原汉阳铁厂等一批老工业遗产项目的保护利用作出了全面规划。

在看到这些好的做法，学习到辽宁、湖北两省保护、利用工业遗产的好经验的同时，调研中基层干部和工人群众也向我们强烈反映，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用地成为突出的问题。因此，原有的工业用地特别是老工业厂地成为城市建设用地开发的首选目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工业遗产被损毁、破坏的情况大量发生，在轰隆隆的爆破声中，原有老工业遗产被崭新的高楼大厦所代替。工人们告诉我们：这些工业遗产中，有的是日军侵华时期建造的厂矿，留下了中国工人的斑斑血泪，完全可以成为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的铁证；有的是我国民族工业的重点项目，其起步、发展的历程，见证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创造和艰苦奋斗精神，是一部中国民族工业的创业史、发展史。把这些工业遗产有效地保护好、利用好，既是一笔宝贵的物质财富，更是一部对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这次调研之后，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上报了调研报告，提出“工业遗产保护刻不容缓”，建议把工业遗产及其历史建筑的保护当作一个重大问题摆上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议程，搞好工业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总体规划，全面摸清我国工业遗产家底，对蕴含较高文化价值、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工业遗产项目，采取切实措施予以保护，同时将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同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建设、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城市环境治理等有机结合起来。调研报告受到有关领导同志和领导部门的重视，新闻媒体以我们的这次调研为题，对工业遗产保护、利用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报道，有效地推动了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的开展。

政协委员去基层调研，不同于党政部门的领导下去调研，我们不可能直接给钱给物给项目，更主要的是下去勤跑腿、多动嘴，多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提出建议。这些虽然看起来“远水解不了近渴”，但只要我们在调研中真正深入了，真正想老百姓所想、帮老百姓所需，就可以把政协的调研同人民群众的关切紧密联系起来，使基层干部、群众感到政协委员就在他们身边，人民政协同人民群众紧密相连。

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然常常想起：那是2014年6月，为了给全国政协将要召开的“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题协商会作准备，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专题调研，先后赴青海、贵州的边远农村和基层单位，就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标准化、均等化等问题进行调研，我参加了贵州省的这一段调研工作。调研组于6月9日下午到达贵州，11日下午，我们来到一个村子调研，天空正下着蒙蒙细雨，但我们看到村里的露天文化广场上，还有一些村民在跳舞、健身。我估计他们可能是知道全国政协调研组要到村里来，坚持在雨中继续活动。怕他们衣服被雨淋湿了，我和调研组同志快步走进文化广场，我对村民们说：“天下着雨，你们别淋湿了着凉，快回家去吧，谢谢你们了。”说完，我们调研组同志也往回走。谁知我们刚走几步，几位村民便大声对我们喊：“你们怎么不采访采访我们？”听到这话，我立即又转身来到村民中间。我问他们：“乡亲们，你们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的吗？”这时，几个村民就说开了，他们对我们讲：“村里的文化广场建起来后，村民有了参加文化活动和健身的场所，但唱歌、跳舞用的音响设备用了十多年，现在连音乐都放不出来了，能不能跟上面说说，给我们村里换一些新的音响设备？”听了村民的反映，我们心中十分感慨，便和陪同调研的县、乡有关领导商量，给村里更换一套新的音响设备，他们当即答应。我们当场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村民，于是大家便高高兴兴回家了。

就是这样一件小事，群众甘愿冒着小雨等在广场上向我们反映，他们心里有政协委员，这多么令我们感动啊！结束在贵州的调研后我们回到北京，为了确保村民反映的这一点小小请求落实好，我还让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的同志专门打电话到县里询问这件事的办理情况，知道已完全落实到位，我们就放心了。

这次调研深深打动了我和调研组同志。和农民群众直接接触，实地考察农村文化设施、文化场所，倾听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反映，调研组同志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在农村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和边远地区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还远远满足不了农民群众的需求。带着调研组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和我们的思考，在7月22日全国政协召开的“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题协商会上，我代表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作了题为“适应农民‘五盼’需要，着力推动‘三个转变’”的发言。我在发言中说：对公共文化服务，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有“五盼”：一盼有更多适合农村群众娱乐健身的文化活动场所；二盼有更多适合农民群众需要的文化产品；三盼有更多方便农民群众的文化服务；四盼有更多专业文化工作者下乡培训指导；五盼有更多的教育、科技、医务工作者能够深入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农村，为农民群众提供急需的科教、医疗卫生服务。针对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这些愿望，我们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要着力推动“三个转变”：一是从政府有关部门分兵把口转变到政府统一组织、形成合力上来；二是农村基础文化设施要从重建设转变到抓管理上来；三是要从政府送文化下乡转变到政府送文化和农民办文化结合起来。我们提出的这些意见、建议，是符合农村文化建设实际的，得到了原文化部领导的高度认可。这是深入调研的成果，是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给我们的教育和鞭策。

十二届全国政协的5年中，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了20余次专题调研，我每年参加一到两次。这些调研，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体现政协特色与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工作联系范围，针对实际工作中干部、群众反映的难点热点问题，准备工作充分，调研深入扎实，研究比较透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把调研的过程作为向基层干部、群众学习的过程，认真了解情况，虚心听取意见，真实反映群众的诉求，使自己受到深刻的教育。我真切地感受到，人民政协同人民群众紧密相连，调研作为政协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各级政协委员如果每年都坚持深入基层和群众中调查研究，一次哪怕帮助群众解决一个小小的困难，办成一件具体的实事，集聚起来就能为群众办成很多的好事。政协委员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永远不脱离群众，人民政协事业就会展现无限生机。

在文史资料征编中感悟政协工作的生机活力

文史资料的征编出版，是全国政协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在人民政协70年的发展历程中，一届一届接续开展文史资料征编工作，打造出“三亲”特色鲜明、内容真实丰富、参与人士广泛、深受读者欢迎的著名政协文史资料品牌。

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征编日常工作，主要是由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来承担。记得在十二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最后一次全委会上，会议室两三张长长的办公桌上摆满了这一届政协期间出版的文史资料图书：《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10卷本）、《紫荆花开映香江———香港回归20周年亲历记》《莲花绽放濠江巨变——澳门回归15周年亲历记》《14个沿海城市开放纪实》《亲历西部大开发》（12卷本）《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还有“少数民族百年实录”专题的《水族百年实录》《土族百年实录》《撒拉族百年实录》《苗族百年实录》《裕固族百年实录》《保安族百年实录》《东乡族百年实录》，共计3000余万字。看到这丰硕的文史资料征编出版成果，大家都为之振奋。

全国政协领导高度重视文史资料征编工作。在十二届全国政协历次大会的常委会工作报告中，俞正声主席都对文史资料工作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都把进一步做好文史资料征编工作列为新一年度政协的工作要求。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向全国政协领导报送的有关重点文史资料征编工作的报告，俞正声主席和有关副主席都及时作出批示；多位副主席出席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召开的文史工作座谈会或重要图书出版座谈会，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有力指导和大力支持。

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闭幕之后，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于2013年5月14日至15日召开了全国政协文史工作会议，对本届政协的重要文史资料征编出版工作作出了部署，并具体讨论了西部大开发和少数民族百年实录两个重大项目的征编工作。8月19日，召开了《14个沿海城市开放纪实》征编工作会议；12月12日，又召开了《亲历西部大开发》资料征编工作会。一个一个项目接连启动，征编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从2014年开始，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征编、整理、出版一套回顾抗战历程的图书。2014年7月10日和8月22日，两次专门召开了研究征编出版这套图书的工作会议，并组织了一个专门的编辑委员会，精心策划、构思这套图书的整体框架，确定征编收录文章、资料的基本原则。编委会明确提出，以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过去已经发表在政协文史资料选编中有关回忆抗战历史的文章为主，同时尽可能新征集到一部分同抗战有关的“三亲”史料，以这些真实、具体、生动的“三亲”史料，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反映中国人民国难当头奋起抗日、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精神。

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努力，编委会征集到抗战史料2000多万字，精选有代表性的史料500余万字编辑成书。作者中，既有经历抗日战争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也有参加抗战的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既有历届的政协委员，也有其他各界人士。他们所回忆和撰写的文章，是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珍贵资料，是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抗战精神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这套最后定名为《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的图书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共有10卷。2015年8月31日，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召开了这套图书的出版座谈会。与会的领导同志、文史专家和各界人士，都对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能征编出版这样一套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故事生动、可读性强的大型抗战回忆文史资料图书，给予高度评价。

毫无疑问，政协的文史资料征编工作，必须以政协委员为主体，充分尊重政协委员的意见，发挥政协委员的主体作用。十二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所开展的文史资料征集出版工作，全过程坚持这个原则。给我印象较深的是，2017年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从2016年下半年起，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就着手征集香港回归20周年的文史资料，内地和香港亲历过香港回归这一盛事和见证过香港回归后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并不断取得新成就的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踊跃提供回忆文章，到2017年春天，就有一大批稿件已发到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3月23日至24日，我们在深圳召开审稿会。会上，除了对书稿整体布局和内容作了全面的审议外，重点还研究了两个问题：一是书名问题，二是书的出版问题。关于书名，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已有一个初步意见，但会上大家又有一些其他建议，为了充分尊重大家意见，当时我们提出让每一个与会者提供一个关于书名的建议，得到大家同意，一些同志马上交来了书面意见。最后，经过大家反复研究，敲定本书的书名为《紫荆花开映香江———香港回归20周年亲历记》。

这本书的出版，经过会前的招投标，已确定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承担，该社也投入骨干力量负责图书的编辑、封面设计等工作，并在会上提供给与会者讨论。参加会议的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谭锦球、林淑仪等提出，政协征集出版香港回归20周年的图书，香港同胞也非常关注，但香港同胞的阅读习惯是中文繁体字本，现在仅由内地出版社出版简体字本的书，不能满足香港同胞和读者的需要，建议在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本书的同时，找一家香港的出版社出版针对香港读者需要的版本。

会上，大家都非常赞同这个意见，可按照内地的出版管理规定，这件事我们还决定不了，必须报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审批，而且当时离图书正式出版时间已很紧，需要抓紧研究确定。于是，我在会上就暂时离开会场，到楼道里给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吴尚之打电话，反映了我们会上对《紫荆花开映香江———香港回归20周年亲历记》这本图书在出版方面的建议，希望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能同意该书在内地出版的同时，由香港一家出版社同时出版繁体字本。吴尚之同志深知这本书的分量，他在电话中当即同意我们提出的意见，找一家香港出版机构同时出版本书。他还在电话中给我介绍了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建议由该集团负责印制、出版工作，并把集团负责人的联系电话给了我。我在会上立即打通了这位负责人的电话，他一听是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征集、编写、出版的图书，又是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的珍贵文史资料，立即答应免费为我们在香港印制、出版这本书。

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香港联合出版集团的关心、支持下，当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时，《紫荆花开映香江——香港回归20周年亲历记》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在内地出版，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印制的繁体字版本也同时与香港读者见面。6月25日，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在政协礼堂举行了《紫荆花开映香江——香港回归20周年亲历记》的出版座谈会。该书由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作序，收录了78篇回忆香港回归的文章，共40余万字。看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两个版本的图书一起和广大读者见面，大家都十分兴奋。

在文史资料征集工作方面，各地政协也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可谓精品迭出，亮点纷呈。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深圳市政协开展的《深圳口述史》的征集、宣传活动。

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窗口。从2014年5月开始，深圳市政协在中共深圳市委和市政府的支持下，开展了《深圳口述史》的征集、宣传活动。活动中，征集到大量当年在深圳创业的各行各业代表人士的寻梦历程和筑梦故事，以铭记深圳历史，弘扬深圳精神，承传深圳故事，激励人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铸特区新辉煌。

从征集活动开始至2015年1月，《深圳口述史》征编工作取得重要成果。《深圳晚报》开辟“深圳口述史”专栏，共登载100期各界人士的口述故事。在此基础上，市政协出版发行《深圳口述史（1980—1992）》图书，拍摄播出《梦开始的地方》5集电视纪录片，建立了《深圳口述历史影像库》，并以深圳口述史为主题举办了“政协委员议事厅”活动，还举办了口述史图片展览。2015年1月7日，深圳市政协召开了隆重的《深圳口述史》座谈会，座谈会以“致敬以梦为马的深圳建设者”为主题，亲身参与深圳特区创业的口述者代表生动回忆当年激情燃烧的火红岁月，引起大家的强烈共鸣。

继《深圳口述史》第一季的征编出版、宣传教育等工作取得良好效果之后，从2015年8月开始，深圳市政协又开展了《深圳口述史》第二季的工作，征集1992—2002年的口述史资料。在广泛征集史料的基础上，精选100余位1992年至2002年在深圳工作的各界代表，讲述在特区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敢为天下先、不断探索奉献的精彩故事。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出版的《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纪事》

受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托，我参加了深圳市政协2015年1月7日召开的《深圳口述史》座谈会；之后，又于2017年8月25日参加了深圳市政协召开的《深圳口述史》第二季总结会暨第三季启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听了深圳市政协领导的介绍，听了《深圳口述史》故事主人公的精彩讲述，深受感动，深有感触。我在会上讲话说：“《深圳口述史》的征编工作，再现了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不同职业的深圳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创业创新、探索奋斗的火热生活，接地气、忆真事、说实话、诉衷情，生动形象，可亲可信，富于吸引力、感染力。《深圳口述史》一、二季的连续成功推出，把政协文史工作进一步做活了，做到群众心里去了，不仅成为深圳市政协工作的一张亮丽名片，而且也给政协文史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参与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文史资料征编工作，我为政协同仁对文史资料工作的深厚感情和敬业精神所深深感动，也从中感悟到了人民政协事业的生机活力。十二届全国政协文史工作的实践证明，随着时代的前进，政协文史工作紧跟时代潮流，紧跟党和国家的前进步伐，既可以当代人写上辈人的事，更注重突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的文史资料征集。《14个沿海城市开放纪实》《亲历西部大开发》《紫荆花开映香江———香港回归20周年亲历记》《莲花绽放濠江巨变——澳门回归15周年亲历记》等文史资料图书，都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当代人讲当代的话，写当代的事。现在，围绕党和国家重大节庆、纪念活动，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重大主题、重大项目的文史资料征编越来越多，而这些重大主题、重大项目的文史资料征集、编辑、出版，光靠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一家是不够的，需要汇聚地方政协的力量。这些年，若干重要项目都是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协联手合作，一些地方政协还承担着牵头组织协调的任务。比如，《亲历西部大开发》由四川省政协文史委牵头；《14个沿海城市开放纪实》由浙江省政协文史委牵头；“少数民族百年实录”的《藏族百年实录》由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委牵头；等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政协和副省级市政协都参与了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发起组织的重点项目文史资料征编工作，大家齐心协力，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精益求精，确保了各项任务的如期高质量完成。所有这一切，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政协工作的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

在十二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工作的5年，我从头学起，边学边干，懂得了一名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也知道了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与要求。自己做的工作有限，距离履职尽责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但5年亲历中的所感所悟，令我终生难忘、终身受益。

（本文选自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出版的《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纪事》一书。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