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科研团队在开展实验 （供图：浙江大学宣传部）

唤醒内生动力是核心

人民政协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平台基地协同布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浙江大学一直都在积极探索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推进，基于实践探索和现实审思，您认为在实践层面我国高等教育未来改革的方向在哪？

任少波：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一直都在思考的。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从大众化阶段到普及化阶段的跨越，在接下来一个阶段，有一个使命很明确，就是要集中力量建设一批真正能走在世界前列、具备国际引领力的大学。对于《纲要》里明确提出的“三个中心”的建设，高等教育绝对是核心支撑。而支撑的根基，说到底还是办学质量的全面提升。这是时代要求，也是发展必然。但高等教育的系统改革从来不是件简单事，牵一发而动全身。要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布局和社会发展的真实需求，去主动调结构、持续提质量。从办学方向的精准定位，到人才培养目标的迭代升级，再到组织结构框架的优化适配，还有评价方式方法的科学重构等全方位、深层次的调整，方方面面都得跟上。

人民政协报：当前阶段，高校的改革实践情况如何？

任少波：浙江大学这些年一直主动在做学科布局优化、人才团队建设这类调整，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种结构调整的效率还不够高。这是当前我国高校普遍面临的共性挑战。更直白地说，就是固化的学科体系、旧的知识创新模式，该淘汰的淘汰得不够快；而面向未来的新学科、新的知识创新增长点，生长速度也不算理想。

我想深层次原因在于高校和学科都有自己的“固有坚守”。一般意义上讲，学科有相对稳定性，演化会滞后于科技发展。而对任何一所大学来说，传统学科、优势学科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这些积累下来的优势不能丢，也不敢轻易丢。但反过来，面对那些未来未知的新兴领域，哪怕知道有潜力，可这类探索本身带有不确定性，甚至有一定风险性，大家就容易陷入“想动又不敢动、想闯又怕出错”的状态，这也直接导致了新旧转换的速率上不去。

人民政协报：如何破局？

任少波：现在是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浪潮汹涌的时代。高校的结构变革，不是敢不敢、愿不愿的问题，是必须跟得上时代步伐、必须走变革创新之路。当前这样的创新需要的是两方面的力量：一方面是外部引导机制，比如国家层面的宏观结构布局、针对性政策支持、科学的评价导向等，这些是为高校改革搭框架、指方向的“拉力”；另一方面则是学科创新的内生机制，像高校自身的评价体系、学科交叉融合的生态、人才队伍的活力等，在我看来，后者是驱动高校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推力”。

现在高校结构调整速度偏慢，还有突出一点原因是，智能时代的到来让社会各领域发展迭代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国际科技前沿的突破节奏也大幅加快。这给高校的科研创新、人才培养带来了双重挑战，不仅要跟上现有技术的更新，还要预判未来的方向，稍有迟疑就可能落后。而面对这种外部环境的倒逼，高校需要主动应对、快速调整，特别是有着科研创新原动力的学科组织内部，必须有足够的内驱力，才能敏锐回应外部变革和需要。但目前这种能主动破局的“内生机制”，恰恰比较稀缺。

而从实践层面看，当前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有力推动、科技浪潮的强力席卷下，高校改革的外部引导机制是相对强劲的。相对薄弱的“内生机制”，责任主体终究还是高校自身，而这方面的工作，最终要落到人事工作和评价工作这两个核心抓手上来。人事工作决定了人才队伍的活力与结构，评价工作则直接导向学科发展的方向与动力。

人民政协报：内生动力为何重要？

任少波：很多重大科研创新和交叉学科突破，不是学校靠顶层规划就能精准预判、强制推进的。它们往往是基于原有学科基础，那些有敏锐洞察力、敢想敢试的学科带头人，在日常学术交流、科研实践中找到交叉点，进而闯出前沿探索的新路径。

这是我一直以来在浙大反复鼓励各学院学科带头人去做的。要多给他们松绑，让他们有勇气、有空间去尝试跨领域的碰撞。但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机制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要“啃”的一个硬骨头。起码从浙大来说，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地破题，即现有的制度安排和设计还不足以驱动创新主体去吐故纳新。所以我一直说，中国高等教育要想往上走，必须要有一批有基础、有担当的高校，主动扛起时代使命，把建设世界前列创新型大学作为明确目标，走出一条全新的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之路。从这一角度来看，国内的一流大学正在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考验，且这个考验已经到了一个“关口”处，必须得去直面，逃避不了。

不可或缺的“引领性”与“贡献度”评价

人民政协报：哪些是待解决的共性问题？

任少波：共性问题是存在的，更多需要从宏观层面统筹谋划、系统解决。在我看来，未来核心要攻克三个关键问题：

一是要锚定国家战略，推进更高层次的学科结构布局。高校这类科研成果生产单位，受限于自身资源和视野，很难独立布局大尺度的学术方向，尤其是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体系构建与规模发展。这事可以由国家层面牵头，通过创设新型体制机制，比如设立跨学科专项基金、组建国家级交叉研究平台等，来引导和推动大方向、大领域的突破。

二是扩大高校学术自主权，推动资源配置向基层下沉。国家层面把握好大方向，具体的学术探索则不必管得太细、太刚。要把更多学术自主权下放给基层行动单元，资源配置也同步向基层倾斜。经费可以跟着战略需求和学术潜力走，鼓励一流大学根据自身优势和学术判断自主布局并整合资源。

三是完善非共识领域的支持与评价机制。这是个关键。传统学科同行多、评价标准成熟，申报项目、评选奖项都有章可循；而那些新颖的、小众的，甚至暂时没有太多同行认可的非共识学科领域，往往是未来创新的突破口。可搞一个没人涉足的新方向，谁来评审？谁来认可？长此以往，没人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必须建立一套差异化的评价体系，对非共识领域给予包容和倾斜。

人民政协报：评价体系的改革可以说是推动高校变革的动力源吗？

任少波：没错。我们当前关键是需要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更要培育多元评价的制度生态与文化氛围。不能用一把“万能尺子”衡量所有学术探索，所以必须在评价主体、评价方法、评价类型、评价结果运用等各个环节，全面推进多元化改革。只有多元化，尤其是评价主体多元化，才会真正解决创新的问题、突破的问题。我们经常强调评价要有“标准”，这容易导向追求一致。我觉得这个“标准”更应该是一种“标准思维”，而不是制定僵化的、一律的指标。

对不同的研究、不同的学者，该有不同的评价视角和方法：有人深耕基础研究，评价就该看原创性、学术影响力；有人聚焦应用转化，评价就该看实际贡献、社会价值；有人开拓非共识领域，评价就该看探索勇气、潜在突破。每个人的学术成就，都该有适配其研究特质的评价主体和评价维度，而不是被某一类评委会或统一标准“一刀切”。

人民政协报：基于现有的评价体系来看，未来的改革方向如何？

任少波：现行的科技奖励、院士评选、高层次人才评选这些机制，确实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快速凝聚资源、激发干劲，让广大科研工作者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它的“副作用”：过于刚性的“帽子”和单一化的评价导向，容易让大家形成“路径依赖”。久而久之，愿意在新轨道上“拓荒”的人自然就少了，这与我们当下急需原始创新、突破“卡脖子”难题的时代需求，存在着现实张力。

当下正是科技变革和国家发展的关键节点，我们更需要鼓励更多人敢于“另辟蹊径”、往不同方向奔跑。所以评价就要为新方向、新领域、新范式的生长腾出空间。还要培育多元评价的生态。评价主体可以更丰富，国家层面侧重战略贡献和公共价值，学术同行侧重专业创新和学术影响，企业和社会组织侧重应用转化和实际效益，甚至可以纳入国际同行的第三方评价；评价方法也要跟着多元化，大学以基础研究为主，那主要是看原创性和科学价值。应用研究看转化成效和社会贡献，前沿探索看潜力和突破意义，让每个领域的科研工作者都能找到适配自己的评价维度，真正让评价成为创新的“催化剂”，而不是发展的“紧箍咒”。

人民政协报：哪些维度应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任少波：我认为评价体系重构的核心，必须牢牢抓住“引领性”和“贡献度”这两个根本维度。所谓“引领性”，核心是要科学衡定研究的站位与格局——看其是否站在全球学术前沿，有没有能力引领相关领域的发展方向，能不能产出具有开创性、颠覆性的原创成果。而“贡献度”，本质是看研究的价值落点——既要看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实质支撑，比如在“卡脖子”技术突破、关键领域人才培养等方面有没有实打实的成效；也要看对全球文明进步的积极影响，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中，有没有提供中国智慧和解决方案。

人民政协报：对于“引领性”和“贡献度”评价，您有哪些更具体的设想与实践？

任少波：在“引领性”评价方面，我国自主的评价体系还有待完善，大多数学者更倾向于发一些国外的期刊以获得一些认可和证明，很难建立在国内相关领域引领发展的共识和内驱力。所以我们国内评价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要关注这一问题，填补好这方面的空白。没有“引领性”也就缺少“贡献度”。高校的创新力自然会不足，也难以精准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和持续演变的国家战略。

要破解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要从微观层面发力，高校自身得主动作为：一方面，要敢于进行新的学科布局，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这些国家急需的交叉领域，主动搭建探索平台；另一方面，必须在内部考核评价中创造新模式、新方法，打破传统路径依赖，避免科研队伍“躺在原有成果上慢慢滑行”。比如我们浙大现在就在一些学术交叉“特区”里做尝试，主动改变评价指标的权重。原来评价更看重论文、项目的“数量”，现在则把“引领性”和“贡献度”放在核心位置。我们可能不需要你发表很多文章，我们就看你最具有“引领性”和“贡献度”的一个。现在评价改革最难改变的不是“标准”的改变，而是“方法”的改变。数豆子很容易，但现在就是不让你去数豆子，看你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我们现在尝试从两个方面推进，一个是人才引育环节，我们就把“创新潜力”作为核心考量。重点鼓励年轻人有勇气去开辟新方向，做出有“引领性”和“贡献度”的研究。对于这类人才，我们愿意主动提供平台，给予长期、稳定的研究保障和发展环境，让他们能心无旁骛地去探索。不过目前能享受到这种长周期稳定支持的还是少数，下一阶段我们也想把这块支持的覆盖面做得更大，让更多有潜力的年轻人敢闯敢试。二是推动校内发展战略的全方位迭代，从制度设计、文化培育、理念引导等各个层面发力，努力克服量化简单化的评价惯性，营造鼓励创新、促进交叉、欣赏探索、重视价值的生态氛围，让“引领性”和“贡献度”真正成为全校上下的共识和追求。（本报记者 朱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