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共同体”已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理念。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其具体化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并要求“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民办高校作为社会治理的基层单元，通过构建治理共同体，既是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的核心路径，更是确保民办高校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和育人导向的关键抓手。

从治理结构来看，当前我国民办高校普遍采用“理（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存在决策权力高度集中等现象，学校利益相关者各方拥有资本的多少，形成了不同民办高校内部治理模式。家族化、单边治理导致理（董）事会、党组织、行政管理层、师生群体、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权责失衡，个别学校的校长执行权被架空，民主治校、专家治校流于形式。

从主体关系看，民办高校举办者、党组织、行政领导、师生间存在“非平等、非均衡的权力关系”。举办者是民办高校的实际控制者，掌控核心资源，行政管理层侧重学术权力与日常运行，党组织重在政治领导，师生群体则因教师民主监督权虚化、学生参与渠道不畅等成为治理旁观者，难以形成目标一致的治理合力，导致师生对学校存在情感疏离与信任危机。

从诉求差异看，多元主体的价值取向存在显著分歧。其中党组织关注办学方向与育人导向，理（董）事会更侧重投入产出与办学效益，行政管理层追求运行效率，师生群体注重权益保障，家长、校友关注社会声誉，政府聚焦安全稳定。若缺乏统一价值引领，易引发权力冲突与治理内耗。

民办高校治理共同体的“韧性”，实质是多元主体在协同应对风险、推动发展过程中体现的治理韧性，是在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核心纽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依法治校为制度保障、以多元参与为活力源泉的韧性治理过程中所体现的潜在能力和实际作用。

一是坚持把党的领导全面融入学校治理体系，筑牢政治韧性

将党的领导有机融入治理结构，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本质要求与独特优势，更是民办高校治理共同体“不偏航、有定力”的根本保证。2025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民办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为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突出把党的领导全面融入学校治理体系，切实保证学校党组织负责人进入理（董）事会参与决策，在重大事项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有效发挥作用，使党组织在治理共同体中有效发挥政治把关的作用。

二是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校的有机统一，强化制度韧性

依法治校是治理共同体权责清晰、运行有序的制度保障，需以法律法规为基础、学校章程为核心，构建刚性约束体系。一方面要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在章程中明确理（董）事会、党组织、行政管理层、师生群体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权责边界。既确保党的全面领导的实现，又切实尊重理（董）事会依法决策，支持行政领导班子依章程执行。健全党组织会议、理（董）事会会议、党政联席会议等议事决策制度，厘清权力边界，构建责权利匹配的治理机制。另一方面要强化章程等制度执行的监督问责。政府通过年检年审等构建起有利于民办高校公益发展的公共治理机制。有效发挥选派的党组织负责人兼政府督导专员的职能，定期开展章程落实情况检查，对违反章程决策、架空行政职权等行为严肃问责；发挥监事会独立监督作用，监事会成员中需包含党组织代表、教师代表与学生代表，确保监督不流于形式。

三是坚持调动利益相关者的治理主动性，激活主体韧性

治理共同体的活力源于“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在民办高校，师生的个体成长与学校的高质量发展是存在紧密的利益联结点的，通过有效的“文化认同﹢成长支持﹢权益保障”多轮驱动机制，让师生从“治理旁观者”转变为“治理参与者”，增强归属感与责任感。对于家长、校友等外部主体，可搭建“沟通—合作—共享”平台，特别是有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形成开放透明的治理信息平台，缓解家长、校友、政府等外部治理主体与学校信息不对称的矛盾，转化为学校治理的外部支撑力量，形成“内外协同”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生态，共同为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与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民办教育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