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指出“着力提升学生能力素养”，为新时代锻造高素质青年人才队伍指明了方向。

迈入智能时代，教育形态与社会治理模式加速迭代变革，对青年理性思辨、沟通协作、民主协商等综合能力提出了全新更高要求，也为协商人才培养工作带来了新课题、新机遇、新挑战。本期民生·教育专版特别围绕智能时代的人才培养，特别是青年协商素养培育分享思考体会。

——编者

急需的协商人才

当前，人工智能快速迭代正重塑着人才需求结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面临着新的挑战。近日，围绕人才培养改革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原院长商文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系统解读“协商人才”这一新型人才概念，深入阐释其内涵特质与系统化培养路径。

不可否认，智能技术正全面渗透生产生活，人与人之间、人与机器之间的交互门槛持续降低。信息瞬时流转、文本自动生成、标准化问答等基础沟通场景，如今都能借助智能工具快速实现。但商文江更关注的问题是——机器可以替代人类实现所有的信息传递，并进行更高维度的对话协商吗？

商文江的答案是坚决的、否定的。“不同于普通的对话，协商的核心特征在于通过沟通解决各类现实难题，达成某种合作。其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互动，甚至是深度的交往。”商文江强调，协商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度互动，蕴含细腻的情绪共情、价值磨合与换位思考等。“这类带有温度、富有人文质感的交流，是人工智能难以复刻，且永远无法取代的。”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5未来就业报告》数据同样支持了商文江的判断。这份覆盖全球55个经济体、千余家头部企业的调研报告显示，共情倾听、线下协商、跨文化沟通等深度人际能力，被视为当前AI替代概率最低的技能，也不存在规模化机器替代的可能。

同时，立足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大势，商文江指出，当前全球互联互通不断深化，多边经贸合作、国际舆论博弈、跨境协商谈判日趋频繁、场景持续扩容。在此背景下，国家对兼具扎实语言素养、跨文化共情能力与复合型协商人才的需求持续攀升。近年来，联合国职员数据显示，中国籍在岗人员占比远低于欧美主要国家，能够长期派驻国际组织、参与多边对话协商的专业人才储备存在明显短板。

“加快搭建系统化协商人才培育体系，既是完善国内协商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布局的现实需要。”商文江说。

系统规划协商培养体系

在大众固有认知中，协商沟通能力通常被视作与生俱来的个人素养，会伴随成长阅历自然积淀、逐步成熟。对此，商文江有着不同看法。他认为，一流协商素养并非依靠阅历积累就能自然养成，必须依托多学科交叉融合开展体系化、专业化培养。

“协商人才的培养是一项复合型育人工程，需要深度融合政治学、法学、语言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领域专业知识。”商文江深入分析阐释——如政治学以人民主体理论锚定内外协商价值立场，兼顾多边对话的价值底色；法学依托多元调解理论，规范议事规则与磋商制度边界；语言学借助跨文化话语分析理论，搭建多元文明对话的理性交流载体；心理学运用认知偏差矫正理论，妥善化解利益分歧与立场摩擦；管理学依托协同治理理论，实现多元主体力量的统筹协调与有机整合。

“学习者夯实基础理论只是第一步，还需深耕人性逻辑、把握大众心理预期等深层内容。”商文江同时提出一项协商人才培养的实践要求，即相关专业人才在吃透多学科理论体系之后，必须走进各行各业开展协商实务历练，在真实场景中完成理论积累向实战协商能力的转化升华。

商文江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千年、博大精深，蕴藏着源远流长、厚重丰盈的协商智慧与和合思想，是我国开展协商人才培育、构建中国特色协商话语体系的宝贵精神富矿。“历史上，中国素来崇尚以对话代替对立、以包容化解分歧、以沟通凝聚共识，依靠协商议事调和矛盾、凝聚合力，形成了情理兼具、刚柔并济的东方协商范式。”商文江表示，这些根植民族血脉、历经岁月沉淀的文化基因与实践智慧，既契合现代协商治理、国际磋商对话的核心逻辑，又彰显中国协商话语的独特底色，为新时代高水平协商人才的专业化、本土化培养，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与理论滋养。

“同时，还要充分激活高校第二课堂价值，如辩论社团育人阵地，以常态化辩论实训赋能更广泛的协商人才储备。”商文江表示，当前国内众多高校辩论社团体系成熟、活动常态化开展、学生参与度高，已形成覆盖面广、积极性强、素养扎实的青年人才蓄水池，为系统化、规模化培育后备协商人才筑牢了坚实的基础。“常态化的辩论社团实践，不是简单的语言竞技，而是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的协商素养实训，能够源源不断发掘、培育、储备具备思辨力、表达力、共情力、协调力的青年后备人才。”商文江说。

中西方教育史中一直有崇尚辩论素养培养的优良传统，古希腊、古代中国和古印度都曾出现过规模宏大的论辩思潮。商文江指出，一场高质量的辩论赛事，能够全方位、立体化考察和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如备赛阶段，需要快速检索海量信息、梳理多元观点、整合利弊逻辑，有效锻炼信息筛选、归纳整合与体系建构能力，对应协商工作中梳理争议焦点、整合各方诉求的基础能力；立论环节，需要精准锚定核心立场、搭建逻辑框架、形成严谨论证，锤炼独立判断、理性思辨的核心素养，契合协商过程中坚守底线、明晰立场的职业要求；对辩与质询环节，需要快速捕捉对方观点漏洞、即时回应分歧、灵活调整表达策略，极致淬炼临场应变、动态适配、换位思考的反应能力，完美匹配真实协商场景中化解分歧、应对变数、聚同化异的实战需求。

“更为关键的是，辩论赛事自带‘多元立场、利益分歧、理性博弈’的场景属性，能够引导学生跳出单一视角，学会包容不同观点、正视立场差异、理性开展对话交锋。”在商文江看来，在切磋交流中寻求共识、在观点碰撞中凝聚共识的思维模式，正是现代协商治理工作的核心逻辑。

集优势资源办学

“协商的本质是不同利益主体在规则框架内寻求最大公约数的过程。而这恰恰是中国政法大学教育的独特优势。”商文江指出，中国政法大学具备“法理为核、政商文学科联动”的办学特色，相关学科基础扎实，便于更高效、高质地搭建一体化协商专业课程体系及人才培养体系，对于探索培养协商人才而言具备得天独厚的复合优势。

“作为教育部直属、扎根北京的双一流高校，中国政法大学具备国内高校稀缺、难以复制的一体化实践场景。”商文江介绍，中国政法大学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首个高校立法联系点，常年深度参与法律法规起草、社会矛盾听证、多元调解论证，师生也可常态化参与国内基层议事、立法协商全过程；同时，毗邻中央部委、涉外机构、仲裁组织，与各类涉外律所、行业联合会建立长期协同育人联盟，可就近开辟商事协商、国际谈判实训场地；再者，依托中欧法学院、涉外法治学院，对接300余所海外合作院校，联系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搭建了涉外多边协商、跨文化对话实践渠道。

“依托中国政法大学多学科优势整合相关专业资源，打造国内专业化协商人才培育高地，既是立足学校法学等特色办学禀赋的必然选择，也是学校主动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支撑国家协商治理现代化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应有担当。”商文江言辞恳切。（记者 朱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