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耀

　　他的作品像他的名字一样，在群星闪耀的文坛熠熠生辉；他塑造的“小兵张嘎”在中国文学史数不胜数的人物群像中无可替代。

　　他就是徐光耀。

　　一个13岁参加八路军，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九旬作家。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和中篇小说《小兵张嘎》迄今风行不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他2000年出版的《昨夜西风凋碧树》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如今，徐光耀千万字日记陆续出版。这里有生活的原色，更是时代的切片。

　　作家闻章是徐光耀日记整理者之一。他说，徐光耀的日记所呈现的原生态的、活生生的内容，可以拍无数电视剧。他的日记把自己的弱点，包括固执狭隘等等全部暴露。但是，闻章说：“这是他超越个人的无私奉献。他在我眼里的形象更高大了。”

《小兵张嗄》

　　战 斗

　　徐光耀是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作家。

　　1942年“五一大扫荡”的时候，徐光耀正在冀中一支县游击队里工作，活动在石德路南的宁晋一带。那时环境的残酷自不待说，敌我两方的每一举动，不仅与游击队活动的成败相关，也直接与个人的生死相关。

　　敌人用点线织成了网，哪一据点增加了兵力，都立刻构成对你的直接威胁。战斗很频繁，过几天总要打一仗，有时一天打三仗，还常常被敌人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只要有战斗，上至大队长，下至炊事员，不管你有枪无枪，都得参加冲锋或是突围。

　　徐光耀那时18岁，家信还写不大通，当然没有想到这些都是小说“材料”，但那时所见的每一种现象、每一个人物，那一脚一步、一举一动，却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记得有时在地洞里，大家闲谈，常常会说：“抗战胜利以后，再想想今天的斗争，不定多么有意思哩!”有时也偶尔想到如果有人把这些编成书，实在太好了，也太应该了。然而，这在当时仅是一种渺茫而遥远的希望，偶尔一闪罢了。

　　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冀中发起过一个“抗战八年写作运动”，号召每一个识字的人，都来写写自己在八年抗战中最令人感动的事迹。

　　徐光耀为这运动所鼓舞，也写了两篇类似报告的东西。其中一篇是《斗争中成长壮大》，写一支游击队在“大扫荡”中，如何由失败、退却经过整顿和斗争又成长起来走向胜利。他开始写时就毫无信心，写成发出去后，也就没了消息。

　　1947年，徐光耀得到机会到华北联大文学系去学习了八个月。这一次学习对他来说很有意义，就在那时候他才稍稍知道些所谓的“创作”，才知道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应该主要是人物，获得了一些文学上的基础知识。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才模模糊糊觉得：表现“五一大扫荡”那段斗争的责任，自己也应该担负一下，不一定非指望别人。

　　1948年，徐光耀又回到了部队，随后参加了绥远战役、平津张战役、太原战役，全国展开胜利大进军，华北也全部解放。形势给徐光耀带来更大的鼓舞，新涌现的战斗英雄的故事也不断传来。这时候，他情绪上、认识上忽然有个变化，给思路打开了一道缺口。

　　徐光耀开始不断反思：为什么在自己过去的作品中，从来没有解答过“解放军为什么打胜仗？为什么能在残酷环境中由小到大并完全战胜了优势的敌人？”等问题，他开始尝试解决为什么只看见“落后”面，看不见光明面，只懂得写转变，不懂得写英雄的问题。这一要求，对徐光耀将来的写作有着重大的影响。

　　1950年，徐光耀用了40天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原烈火》。作品一炮打响，他把成功的经验概括为——

　　“第一，生活有积累，八年抗战我在一线；第二，有基础，我编故事的能力比较强；第三，抗日材料很丰富。《平原烈火》里70%是真人真事，30%是虚构，用文学语言比较好表现出来，所以写得比较快，不用多大力气加工。”

　　恩 人

　　1955年批“丁陈反党小集团”，徐光耀收到了一封以中国作协名义发来的绝密字样的调查丁玲等人的外调函。信中提了六个问题，包括丁玲在文研所是否搞个人崇拜，是否搞过一本书主义等。

　　徐光耀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说：“我希望作协党组能汲取这样的教训，在开展思想斗争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压力，防止造成那么一种空气，即没有人敢讲反对意见。”似乎意犹未尽，他在信的末尾又强调：“我对你们这次给我的来信，有一种在态度上不够全面和不够客观的感觉，只问我受了一本书主义的什么影响，却没有要我对这些问题的反证，也没有问我受过她什么好的影响。这使我有些担心，这样的调查会不会得到完全公平的结果。”

　　因为这封信所述的事实，为丁玲翻案有利，1957年“反右”时，成为徐光耀“为丁玲翻案”的罪名，他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评论家雷达看来，徐光耀的可贵就在于，他不自私，不巧滑，不世故，不知利剑已悬在头顶，“傻乎乎地”坚持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批斗了三四个月之后，他们让徐光耀闭门思过，不给任何任务，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人理他。

　　这时，徐光耀自己在屋子里进行苦闷的思想斗争。他想，自己在党的部队里长大，在党的部队里成人，忽然成了右派，这使他的神经有点错乱，见了自己的孩子，都觉得他是讨债鬼。“我怀疑自己疯了，我吓坏了，我觉得疯了还不如死掉。我想，得有个法子来救自己。”

　　当时找不出什么法子。徐光耀看了一大堆书，看了12本莎士比亚戏剧集，看完合上书本想总结一下有什么收获，但是一条也想不起来。他想剧本的具体情节，仍然是一片空白。

　　不能读书，不能出门，不能看戏，没有出路。怎么救自己？这时他忽然想起自己看过一本苏联版的心理学书，说人在遇到巨大挫折时，如果不好好控制，会走上危险的道路，有可能产生精神分裂。有什么法子治？书里提了八个字徐光耀记住了：集中精力，转移方向。

　　不想自己受冤枉的事情，最有效的法子是创作。徐光耀的《平原烈火》里面有个小人物，开头挺活跃，后来没有机会表现他，作品就结束了。这是他的遗憾。这个人物成为后来的“嘎子”。

　　“我对自己的个性不满意，比较呆板，不活泼，我不喜欢这种性格，我喜欢的性格就是嘎子的性格，于是我回想这辈子碰到的哪些嘎子，想一条就在桌子上记一条，嘎人嘎事记了很长的单子，哪些是幼稚的，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成熟的，把嘎子放在战争环境中进行排列调整，嘎子的形象在我脑子里活蹦乱跳，后来写成了《小兵张嘎》。”

　　徐光耀说，《小兵张嘎》是救命恩人，拉着自己投入创作，他全身心地写嘎子，把自己受冤枉挨整的事情全忘了，身体也恢复得很快。

　　《小兵张嘎》是徐光耀用生命塑造出来的，出版快60年了，差不多每年都在印一两本，“文革”时期也没有中断过。进入新时期以来，又被编入《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和《小学生丛书》，是被时光检验过的“红色经典”。

　　写这部作品，徐光耀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写小说还是写戏剧，无论中短篇还是长篇创作，最重要的是人物。中国的文学史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红楼梦》《西游记》《水浒》，真正的经典作品就是非常典型的人物，我们可以忘记故事，但是忘不了人物，那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和我们一起成长。

　　徐光耀说，自己一辈子要写出5000字像《红楼梦》一样的作品，就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