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病

　　痛苦是因为内外交困

　　新京报：你有不错的职业、和睦的家庭，为什么会得抑郁症，甚至自杀？

　　罗卫平：这问题我也想了很久，病好后才想明白。总结起来，是内外交困。

　　新京报：什么“内交外困”？

　　罗卫平：我没读过高中，没上过正规大学，信息时代法律体系日益完善，新型案件层出不穷，我在外语和理工科方面知识有欠缺，尤其是当上了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人家高院、中院的知识产权庭长多半是海归或博士，我这“野路子”怎么跟科班出身的比？

　　新京报：没自信这是内因，那外因呢？

　　罗卫平：我经历过混乱年代，当法官后，盼着法律能成为标准来理顺社会，但工作中决定一个案件的常常不是法律，有很多其他因素困扰，所谓官场潜规则吧。

　　新京报：你觉得，得病和自己的性格有关系吗？

　　罗卫平：我初中就赶上文革，父亲成分不好，我要比常人付出好几倍的努力，才能保证不被甩出去，这造就了我的性格，不允许自己比别人差。以上不如意相互叠加，把我压垮了。

　　新京报：抑郁症持续了多久？

　　罗卫平：我抑郁了两次，一次是1995年底到1996年，第二次是2000年到2005年。第二次要严重得多。

　　新京报：想必你当时很痛苦。

　　罗卫平：能说出来的痛苦都不叫痛苦，我没法准确形容那种状态。整夜失眠，把自己关在家不跟人交流，拒绝一切外界信息，身体虚弱得好像随时会垮掉……这是对自己和生活的否定，说白了就是对活着失去了兴趣。但你还得活，这是最大的痛苦。

　　新京报：当时你都在想些什么？

　　罗卫平：想得最多的就是死。我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死法，那5年，一直觉得死是唯一的解脱。当时如果家人一个不注意，(我)说没就没了。

　　新生

　　敢公开是因走出阴影

　　新京报：最终是怎么走出来的？

　　罗卫平：抑郁症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突然就顿悟了，就彻底摆脱了。我吃了5年抗抑郁药，家人朋友都没放弃我，一直给我鼓励。

　　新京报：在这5年中，家人为你做的哪些事让你印象深刻？

　　罗卫平：我最感激我的爱人，她让我理解了什么叫不离不弃。逼着我吃药，天天盯着我，拖我去参加社会活动。我越不想跟外界交流，她越坚持，就是不给我胡思乱想的时间。

　　新京报：战胜抑郁症快10年了，回头想想，你怎么看待它？

　　罗卫平：不能说是战胜，那几年我都是被动挨打，哪有战？是慢慢地摆脱，像是在一片沼泽里，刚开始觉得不行了，肯定要死了，后来一点点往外走，身上沾了点泥巴，再往后泥巴也没了，整个人清爽了。

　　新京报：你曾是高级法官，公开自己重度抑郁的经历会不会有顾虑？

　　罗卫平：也有顾虑。得病那几年，熟人问我老婆我得的啥病，她就说是心脏病。那几年人们对抑郁症不了解，都以为这人疯了。公开了，也证明彻底走出阴影，有新生活了。

　　新京报：你觉得，抑郁症给自己人生带来过哪些得失？

　　罗卫平：不好的是，它过早地中断了我的职业生涯。虽说那么多辛苦、那么多左右为难，但我真的很爱这个工作。我觉得法律队伍需要我这样的人，但我没坚持到最后。

　　好的是，走过生死边界，我彻底看明白了，也释然了。可能我们所处的环境无法改变，但只要有一颗不被入侵的心，日子也能过得坦然。我现在很坦然，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