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公安局长

　　公安局长的“白与黑”

　　岗位风险系数：五星

　　风险点：较之于其他部门，公安机关拥有广泛的权力，其管理及职责范围涵盖行政执法及刑事司法两方面。

　　1. 社会关系网复杂，诱惑重重；

　　2. 流血牺牲，人命关天；

　　3. 压力巨大，危险重重；

　　4. 一言九鼎，监督薄弱。

　　近几年来，不断曝出的黑幕让一些公安局长在百姓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

　　去年7月20日，中纪委官网公布：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长武长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知情人透露，武或涉嫌利用专利在天津交通领域牟取不正当利益。据悉，武长顺担任交通管理局长11年，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11年，发明的34项专利与智能交通等领域相关，而掌握其专利的公司多有公安背景，经营范围也与其管理领域多有重合。专家分析，这种操作模式，很容易在采购过程中及对专利人的奖励环节存在利益交换。

　　据此前媒体消息，原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曾发明多达150项专利。

　　此外，湖南耒阳公安局原局长肖强，河南南召公安局原局长李平，山西大同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郭亮……一个个公安局长相继落马。据人民论坛杂志社调查结果显示，51％的受调查者认同公安局长岗位风险高，位排第三。

　　这些落马的公安局长，如果把他们的履历翻到十年以前，很多都是“根正苗红”的“优秀干警”、“明星警察”，有的甚至是“明星局长”，著名“打黑局长”。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有的公安局长落马竟然是打黑打到自己。7年前，湖南耒阳明星公安局长肖强荣膺“打黑英雄”称号，获取荣誉无数；7年后，他被自己发动的打黑风暴席卷，锒铛入狱；2000年9月19日，文强活捉中国头号悍匪张君，声名远扬，10年后，文强在重庆打黑中为自己的官场生涯画上句号。

　　有人说，公安局长本来就是在染缸边沿行走，每天与各种刑事犯罪、违法行为、地痞流氓、黑社会打交道，容易坠入染缸。公安局长虽然是“白道儿”的人，但是管的是“黑道儿”的事，在这个各取所需的社会里，如果无视党纪国法，背离正确的价值观，公权就会与黑社会结合，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后果极其恶劣。“黑老大”或直接缴纳“保护费”；或让“保护伞”在其长期盘踞的行业、企业入股分红，甚至直接成为幕后老板。各种不当得利就此通过“黑老大”们的巧取豪夺，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保护伞”手中。同时，“保护伞”使他们继续逍遥法外。金钱和利益就像一块磁性很强的磁铁，公安局长时时刻刻都要使出浑身解数，防止被吸住，在“黑”与“白”之间搏斗。

　　为什么这些落马公安局长行走在“白与黑”之间？有人说，当上局长以后，接触的世界不一样了，于是耐不住公务人员依靠工资的简朴生活，在一些“富人”面前内心失衡。

　　在中国政法行政体系中，公安局长们大都身兼要职，要么是市委（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要么是副市长（副县长），位高权重。如果公安局长再兼职政法委书记，权力的触角还能伸进法院、检察院。公安局长一旦偏离了应有的执政理念，滥用职权，危害比一般干部要大得多。

　　五、 组织部长

　　“官中之官”的困境

　　岗位风险系数：四星半

　　风险点：组织部长，掌握着官场中最为人看重的权力，处在最为敏感的地位。

　　1. 地位微妙，高度敏感；

　　2. 官场内外，层层压力；

　　3. 制度缺陷，考验最大。

　　在很多人眼里，组织部长是“管官的官”，是“官中之官”，上可以直接担任党的书记或者行政主官，下可以“号令百官，莫敢不从”。组织部掌握着最为重要的选人用人的权力，处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据人民论坛杂志社调查结果显示，47％的受调查者认同组织部长的岗位风险高，位排第五。

　　组织人事权的强大吸引力

　　权力越大，关注的人就越多，需要处理的关系就越复杂，工作的难度就越大，面临的各种诱惑也更多。对上要向党委负责，协助书记选好人才。对下要同各个部门的领导人协调好关系，了解掌握各级各部门官员的基本情况，为用人决策提供参考。对外，组织部是经受“糖衣炮弹”攻击最多的部门，不仅要抵制来自公共权力体系外的考验，更重要的是要面对体系内部“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侵扰。

　　这种侵蚀无孔不入，有时简直难以抵挡。在巨大的利益，有时甚至是亲情的攻势下，意志不坚者腐化堕落，正直清廉者不胜其扰。前者如韩桂芝之流，利用职务之便，卖官鬻爵。从担任组织部副部长起，十年间先后为63人或其亲属在职务晋升、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以权换钱，受贿金额高达700余万元。后者像组织部长中的“老实官”，在工作中不得不时时小心，事事提防。

　　笔者采访的几位在基层工作的组织部长感叹“组织工作很难做，组织部长不好当。”一位组织部长甚至告诉记者，过年的时候不敢回家，躲在县中学的教室里。老朋友想来看看他，经过家人的层层通报才在简陋的校舍里见了一面。他说“送礼的送卡的实在太多了，招架不住啊。”由此可见，当好组织部长之难。

　　选不好干部是失职，更大的考验是腐败的侵袭，稍有不慎，就可能触犯国法。公共权力系统是一个巨大的“磁场”，而组织人事权在这个磁场里具有最强大的吸引力，那些落马官员，都是掉进这个权力的漩涡，无法自拔，最终身败名裂的。韩桂芝，1996年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涉及“新中国以来最大卖官案”，被判处死缓。徐国建，在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及盐城市委书记期间，收受贿赂640余万元，死缓。段义和，1976年齐河县委组织部干事，1990年省委组织部处长。1998年济南市委组织部长，2007年7月制造惊世骇俗的“济南汽车爆炸案”炸死情妇，2007年9月伏法。曾经的前呼后拥，曾经的一言九鼎，在宣判的那一刻都成为遥远的迷梦，炙手可热的权力在那一刻化为冰凉的手铐。个中滋味，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

　　难以抵挡的诱惑

　　我们现在的体制还存在漏洞，违法违规的事有时比较隐蔽难以查处。可就是这一两次的伸手，很可能就成为腐败的开端。有许多人在组织部长的位子上，没有把握住自己，滑入犯罪的深渊。家人的请托、朋友的介绍、甚至是侥幸心理使得他们走上帮人升官，替己敛财的邪路。

　　一个好制度可以造就一批好官员，一项不完善的制度，使得不少好官员“疲于奔命”，很多庸官贪官“飞黄腾达”。有时我们的制度规定是好的，可是恰恰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把经念歪了”，使制度空转。 任命一个干部一般要经过下面的程序：某个位置出现空缺后，由“相关方面”提名，然后进行组织考核。可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些程序被大大简化。

　　安徽的周光全案就是典型的例子。作为市委书记，上述的组织程序在他那里简化为“买官者送钱——周光全授意——组织部考察——周光全在市委常委会上任命”。在这里组织部就成为了执行书记授意的机关，一切的考察程序成为了走过场。组织部长当然难辞其咎。

　　辽宁反腐倡廉展览馆2014年春节后正式向社会免费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