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重庆大轰炸》

　被轰炸后的重庆   

　　我的童年，是在日机的轰炸中度过的。多少次，只要一听到上空响起那刺耳的、两长一短的警报汽笛声，成都街上的铺面便会“劈劈啪啪”地争相关闭，有人扶着年迈的老人，有人抱着幼小的娃娃，有的还是穿着高跟鞋的时髦女郎，手里提着不大的包袱或箱子，大家都拼命地往城外跑，到处都有哭声和叫喊声。年纪太大了或是患了重病，实在跑不动的，只有顶着棉絮躲在桌子下，这便是当地人说的“跑警报”。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土的沦陷，四川作为支援前线的主要基地，也成为日军进行轰炸的主要目标。从1938年冬第一次轰炸成都算起，6年中，日军战机对成都共轰炸24次，死伤数千人，基本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包括儿童。

　　我的母亲毕业于四川大学，性情刚烈的她，对日本飞机充满了蔑视，从来不愿意“跑警报”。在父亲去外地参加军训班期间，每当警报声响起，母亲总是镇静地让家人带着我和弟弟出去躲一躲，而自己却固执地拿起喜欢的《聊斋志异》，躺在床上阅读。后来，为了全家人的安全起见，她也不得不同意进行“疏散”。于是，我家从市中心的君平街，先后搬到了郊外的水碾子、甘家坡、都司庙等地。

　　为了对付日机的轰炸，母亲工作的四川省建设厅先后疏散到了茶店子、青城山等地。当时母亲总是天亮就走了，点灯才回来。我们租住的平房周围是水井、竹林和菜园，常有父母亲的一大批同事来我家躲警报，把不大的屋子挤得满满的，而爸爸妈妈总是热情地招待，竭尽所能地准备“丰盛”的午饭和晚饭。在这里，我和弟弟度过了几个月没有飞机和炸弹的安全日子。虽然生活极其艰难，但在同仇敌忾中，同胞们仍然坚守着传统道德，互相帮助，“跑警报”的人们从来没有发生过被抢劫的情况。《游击队员之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传遍了大街小巷。当然，也有极少数民族败类，日军轰炸盐市口和少城公园时，据说地面上曾有汉奸用白布为敌机指示目标。由于大家对汉奸十分痛恨，很快便把他们抓住了。

　　1942年，母亲应邀去当时川东的长寿县女中教语文课并担任训育主任。长寿是江边的一个小县城，但也有很多难民和伤兵。我的同学和老师不少是从沦陷区逃难来的，老师教我们唱《保卫黄河》、《延安颂》（为防清查，当时改名《古城颂》）……

　　1943年离长寿不远的贵州独山失守，侵略者兵锋直指大西南。据说当时国民政府准备迁都西昌。母亲把我和弟弟叫到身边，郑重地对我们说：“日本鬼子要打来了，我们不能当亡国奴，要准备逃难，我把一些钱装在口袋里，缝在你们的身上，万一大家在路上跑散了，你们就想办法自己活下去……”

　　（作者系民建成员，第六届、七届四川省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