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北京东三环一个小区内，从各楼道收集的垃圾混合堆放在一起，等候环卫集团的垃圾车将其运走。新华社记者罗晓光摄

　　２０１４年，北京市非居民垃圾处理费从过去的每吨２５元上调为３００元，增幅达１１倍，明确释放出政府管理部门希望依靠市场化手段推进垃圾分类和减量的决心。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众多城市已经开始提倡垃圾分类收集处理。１９９３年，北京率先制定《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对“城市生活废弃物逐步实行分类收集”；２０００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８城市被列为全国首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

　　然而２０年后的今天，记者站在北京最繁华、最时尚的ＣＢＤ国贸核心区，随意打开建外ＳＯＨＯ社区的分类垃圾箱，看到的依然是废纸、饮料瓶、牛奶包装、塑料餐盒和食物残渣的共生体。除了定时来翻捡饮料瓶的拾荒者，你很难判断哪些垃圾能够被回收和再利用。

　　２０年来，政府投入巨资试图引导居民对垃圾进行简单分类，使它们能够被资源化利用。但垃圾分类的尝试在国内多个城市至今仍然处于原地踏步的窘境，没有被居民接受，长期处于“试行”状态。是居民素质问题，还是垃圾处理收费过低？是政府监管不力，还是产业链生态失衡？在两个多月的调研中，记者试图求解垃圾分类困局。

　　孙大妈的困扰：期待分类管理精细化

　　孙大妈住在北京市东城区一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小区每个单元门口，都摆着三个一米多高的垃圾桶。按照墙上的分类指示，绿、蓝、灰三个垃圾桶分别装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

　　在孙大妈看来，小区内阻碍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因素，至少有四层：

　　“小区刚开始推行垃圾分类的时候，是绿、蓝、黑垃圾桶各一个，但据我观察，离单元楼口最近的那个桶总是最先装满，然后人们才会多走一步扔其他桶。”孙大妈告诉记者，“像我这样进行认真分类的居民，常常看到厨余垃圾桶爆满，不得不扔到其他垃圾桶里。”

　　后来，孙大妈发现单元门口的垃圾桶变成了两个黑桶，一个蓝桶；而地下停车库的垃圾桶则变为两个绿桶。“也不知道是环卫运输垃圾时调换的，还是桶坏了换的，反正不管哪个桶，里面的垃圾都没有分类，环卫来了也是一车拉走”。

　　“每天都有拾荒者来翻捡垃圾中的纸板、饮料瓶等，他们在翻捡时，图省事，把这个桶的垃圾翻出来，留下有价值的，剩余的就手扔进另一个桶，这样一来，即使原先分好类的垃圾，也全乱了。”孙大妈说。

　　仔细勤俭的孙大妈每天会把家里的废纸盒、饮料瓶、易拉罐等“可以卖钱”的垃圾留下来，一个月卖一次。但这个好习惯遭到了儿子、媳妇的反对，“一个饮料瓶几分钱，一斤废纸三、四毛钱。一个月卖不了十块钱，又占地方。”

　　像这样流于形式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在北京、广州、上海等许多城市普遍存在。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长危伟汉介绍，２０１３年广州市城镇社区基本开展了垃圾分类推广，但开展较好的小区仅为３０％，“很多街镇流于形式，没有进展”。

　　在上海，杨浦区的建德国际公寓是上海市选定的试点小区之一，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透露，虽然志愿者会对分类进行指导，但居民自觉将家中干湿垃圾分类的比例只能达到３０％至４０％。

　　在民间环保组织“宜居广州”总干事“巴索风云”看来，很多居民不是不知道要对垃圾进行分类，而是嫌麻烦，而且垃圾种类太多，搞不清哪些可再生，哪些不可回收。“巴索风云”告诉记者，经过抽样调查发现，８７％的人知道所在小区在做垃圾分类，但知道垃圾分四类的只有２０％多，能回答如何分的只有７％。垃圾分类工作目前主要依靠街道和社区去做，但这只是他们工作中很不重要的一环，也没有严格的考核机制。

　　面对没有被分类的垃圾，焚烧厂或填埋场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垃圾被送到这里后都是混在一起焚烧。”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北京，每天产生垃圾１．７７万吨，其中一半焚烧、生化处理，另一半直接填埋。中国资源利用协会秘书长王吉位认为，这些被焚烧或填埋的废弃物，如果前期分类得当，相当一部分是可以被利用的。

　　“一说到垃圾分类，许多地方都会在居民小区摆放分类垃圾桶，在单元门口贴张告示，却从不调查一下小区每天的各类垃圾有多少，年轻人和老年人扔垃圾的习惯有什么不同，垃圾桶是否应该按照各类垃圾量的多少来设置，拾荒者能不能利用起来，环卫一天该何时清运？”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垃圾问题专家徐海云认为，“做好垃圾分类的前提是垃圾管理精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