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工人在位于通州区马驹桥镇的北京聚宝库废旧物资回收公司一角对回收来的废品进行简单分类（2013年8月28日摄）。新华社记者罗晓光摄

　　“蚂蚁雄兵”折戟羊城：期待分类收集正规化

　　想利用拾荒大军这支垃圾分类有生力量的不仅仅是徐海云。广州市分类得环境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静山，２００８年从ＩＴ公司老板改行进入垃圾分类领域，与越秀区东山街开展垃圾分类合作。他把自己的计划称为“蚂蚁雄兵”，希望利用市场化手段收编“拾荒大军”和“收卖点”，将垃圾利用产业化、规模化。他一度收编了东山街的１００多个“收卖佬”（拾荒者），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然而，截至目前，杨静山只发展了２个街乡，“差不多要放弃了”。

　　当时他相信，政府早晚会扶持垃圾回收，但期待中的政府补贴并没有到来；而且因为无法找到更多愿意合作的街道社区，生产规模上不去，企业盈利很艰难。

　　杨静山认为，“垃圾”是能出效益的，按照他的构想，盈利来源主要有四个：一是厨余垃圾处理厂；二是旧服装处理厂；三是有毒有害垃圾处理厂；四是街道的广告经营。他希望通过垃圾减量的成果获得政府补贴。“目前政府处理一吨垃圾要给焚烧厂和填埋场补贴，如果我减量了，也应该有补贴。”

　　杨静山希望能在尽可能多的社区建立自己的垃圾分类服务点，这样就不会面对无垃圾可收的困境了。“所有的低价值垃圾，例如旧衣服、玻璃瓶，目前都没有建立回收体系，直接送去焚烧或填埋。一旦形成规模，这些东西都是有利用价值的。广州一年要淘汰３００万－４００万部手机，由于没有规模化收集，根本无法处理。”

　　杨静山试图与其他街道建立合作关系以扩大生产规模，却屡屡碰壁。“街道没有积极性，城管委说我没有资质，政府的补贴更是没有影子。”

　　杨静山的命运在垃圾分类回收行业中具有代表性。早在上世纪５０年代，中国的城市垃圾分类十分先进，大街小巷都有“废品回收站”，然而这套废品回收体系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末慢慢萎缩。

　　这种萎缩换来的是民间“拾荒大军”的崛起。上世纪８０年代末，来自四川、河南、安徽一带的农民，把“从垃圾堆里掘金”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据不完全统计，广州有拾荒大军１０万人，在北京，这个数字超过１６万人。可是，他们一直被城市管理者视为“小商小贩”，受到打压，因此这股垃圾分类回收的力量一直得不到发展壮大，导致目前许多垃圾流向“黑作坊”，造成环境污染、地沟油泛滥。

　　记者在北京市探访了多家废品回收站后发现，这些回收站普遍存在无资质名称、随意排污、圈地收费和消防隐患等问题。在位于通州区马驹桥镇的北京聚宝库废旧物资回收公司，记者看到数千平方米的土地被分割出租给数十个废品回收小作坊，塑料、废铁等露天摆放堆积成山，远在百米外就能闻到空气中的恶臭。小作坊的经营者直接清洗粉碎塑料垃圾，产生的大量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附近河流，黑色的河水泛着泡沫。

　　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位于昌平区歇甲村的北京恒丰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在一个塑料回收小作坊内，十多名工人正忙碌地将堆积成山的饮料瓶粉碎，作坊老板见到记者十分激动：“我们在做循环经济，却天天被驱赶、关停。”

　　据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秘书长董金狮介绍，这些小作坊将塑料瓶粉碎清洗后，再卖给一些小厂或黑作坊，用来制作“毒餐盒”等。而像北京盈创这样正规的、国内唯一能够生产食品级再生聚酯切片的企业，却常年苦于收不到足够多的饮料瓶。

　　同样的一幕也在厨余垃圾领域上演，记者在北京朝阳循环经济园区调研发现，高安屯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中心有５条生产线，日处理能力达４００吨，但由于收不到足够的餐厨垃圾，目前仅开通了２条线。与此同时，北京的许多餐厨垃圾却在夜幕中流向城郊“养猪场”。

　　据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对北京市１５个规模较大的废品回收场站调查，仅３个回收站在工商信息网能查到营业资质，其余１２个回收站不挂门牌，开办者“像是圈地收费的地主”，公开对外“招商”，管理混乱，污染严重。

　　徐海云认为，政府部门对民间垃圾回收从业人员和废品收购站的监管出现真空，导致垃圾分类回收体系不完整，城市建设中缺乏专门的垃圾分类场地，造成环境再次污染。

　　“很多地方热衷于申请动辄上亿元的垃圾处理场工程，对只需要几百万甚至几十万元就可以开展的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体系建设缺乏兴趣，甚至有畏难情绪，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徐海云说，“此外，过度依靠政府投入的垃圾分类处理模式也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