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沿线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2006年、2013年国务院相继将京杭大运河和大运河整体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国务院批准开展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大运河保护成为国家重大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在国务院指导下，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牵头，沿线8省（市）和国务院13个部门建立了跨地区、跨部门协商机制；在省部会商小组的统一指导和协调下，颁布实施了大运河遗产的专项保护法规、联合协定和国家级、省级、市级保护规划；完成了大运河全线遗产资源调查；组织实施了一批大运河遗产保护、展示工程；建立了大运河遗产档案和监测系统，大运河遗产的保护管理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大运河沿线35个城市还建立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城市联盟，制定《大运河遗产保护联合规定》，进一步确保大运河遗产得到整体保护。

     大运河申遗的难度除了来自遗产本身外，还来自国际社会。首先，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政策对我国不利。政策明确强调向三种国家“倾斜”：向没有世界遗产的国家倾斜，向十年内没有申报的国家倾斜，向十年内没有申报成功的国家倾斜。另一方面，中国在世遗领域发展速度之快，令世界惊叹。世界申遗始于1976年，而中国是在10年后的1986年才刚有了零的突破。但仅仅经过短短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世界遗产数便从零迅速上升至世界第二。正如一位国际专家所说：“我们已经习惯了中国项目的精彩”，国际组织希望我国作为世界遗产大国，能够在大运河保护管理方面做得尽善尽美，因而在实地考察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我国能继续开展对缓冲区体系的修正等工作。国家文物局多方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改进工作。

天道酬勤。大运河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努力的认可。

申报世遗的意义

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最重要的并非成功与否，而是因申遗带来的保护与关注。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大运河申遗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推动下，社会各界对大运河保护给予高度关注，掀起认识、研究、爱护大运河的社会热潮，吸引大量社会资源也向大运河遗产保护领域聚集，使遗产保护状况在短时间内得到显著改善。

另一方面，跨省跨部门协调机制、层次分明的保护规划体系以及涵盖全部申报遗产、多层级监测和档案信息体系的建立，为巨型活态文化遗产保护进行了有益尝试。

记者从2009年开始跟踪采访大运河申遗，5年来，见证了申遗给沿岸城市和地区带来的变化。尤其是对一些已断航河段的治理，可谓是彻底“整容”。申遗前是死水沟、臭水沟，垃圾遍地、蚊蝇乱飞是常态；申遗后，当地政府和百姓知道了它的价值和意义，从环境整治着手，将遗产保护与城镇发展建设相结合，与历史文化展示相结合，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将它们变成民众宜业宜居的美好家园。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实地考察时看到，大运河就在人们身边，就是运河人家生活的一部分：上下班经过大运河，在运河公园或岸边绿地晨练，晚饭后在这里散步、休闲，那么随意、惬意。

申遗是手段，保护遗产、造福民众是目标。大运河申遗是对中国申遗工作宗旨的生动注释。（光明日报北京6月22日电 光明日报记者 李 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