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原主任程湘清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回忆监督法的起草。

　　1980年8月31日中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秘书处接到北京市代表团的电话报告：北京市代表团第四小组全体代表就上海宝山钢铁厂建设问题，向冶金部提出质询，要求冶金部部长亲自到会向代表说明情况。

　　电话报告还称，前一年的人大会议上，该小组全体成员曾为此提过提案（编注：从1983年起，提案分为议案和建议），代表们对提案的答复不满意，认为答非所问。

　　这次监督是否属于“共和国质询第一案”，至今仍存争议，但其意义已被铭记。

　　人大监督是最高层次和最具权威性的监督。2006年，监督法出台。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从提出到出台历经近20年。

　　1990年，中央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拟定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相关规定。当时，程湘清是监督法起草组下属的办公室主任，也是起草组成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原主任程湘清近日接受采访时回忆，监督法草稿征求意见时，有一位部长感觉“总理以后不好当了”。

　　当时我记得监督法草稿征求意见，我去开了一个会，国务院八至十位部长来座谈。有部长说了一句话：“看了这个草稿，有一个感觉，就是总理以后不好当了”，就是因为监督法里面有一些严格监督政府的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原主任程湘清回忆

　　●人大质询演变

　　质问改为质询 后细分为质询和询问

　　新京报：1980年的人大会议上，北京市代表团就上海宝山钢铁厂建设问题提出质询，要求冶金部长亲自向代表说明情况，有人说这是全国人大历史上的第一次质询案。能回忆一下这件事吗？

　　程湘清：严格地讲，这不是质询第一案。因为质询有严格的程序，必须提出质询案，在人大会议上经过主席团，常委会上经过委员长会议，审议通过后列入会议议程，然后才能质询。

　　当时代表们对宝钢建设意见很大，提的意见很尖锐，当场叫有关负责人来回答问题，这算是询问。

　　新京报：这之后就没有过“质询”？

　　程湘清：后来有过。六届全国人大的时候，有代表在大会上就故宫博物院的保护提出质询案，说故宫是我国的文化遗产，很珍贵，怎么能叫外国人进去拍电影，这样会损害建筑的。我记得当时王汉斌（编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同志讲过，他当时很重视这件事，专门请文物保护单位向代表做了回答，说是外国人进去拍电影，是严格的、有保护措施的，不至于损害故宫建筑。

　　新京报：1978年修宪的时候，宪法将“质问”改为了“质询”，是不是降低了监督的严厉程度？

　　程湘清：1954年宪法的提法是“质问”，1978年宪法将“质问”改成“质询”。后来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把“质问”分成“询问”和“质询”。询问的情况比较多，常委会会议或者分组会议上，有委员提出询问，由国务院或者有关部门回答；质询的程序是很严谨、严格的。

　　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以来，增强了询问，进行专题询问，这个形式很好。

　　新京报：有质询和询问以来，到现在为止少有质询，是说没有这个必要，还是受制于其他因素开展得比较少？

　　程湘清：质询更加严厉，一般来说，要形成质询案是比较重大的问题，因此要比较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