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藏军九团官兵在昌都列队欢迎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和十八军首长。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时值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本报邀请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第十二届中央委员阴法唐同志和妻子李国柱共同撰写回忆文章，从他们的回忆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进军西藏的艰苦与辉煌。

　　敦促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判

　　敦促西藏和平解放

　　中央在确定进军西藏的同时，就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的方针。

　　1950年5月11日，西南局提出关于解放西藏的四项谈判条件：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制度维持现状；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风俗习惯。

　　5月17日，中央同意西南局拟定的四项谈判条件，并指出：“只要有利于进军西藏这个基本前提，在策略上应该使之能够起最大限度的争取作用和分化作用。”要求以四条为基础，起草“可以作为和平进军的谈判”的若干条款。据此精神，西南局迅即研究拟定了十项条款报告中央。中央于5月底批复同意。接着，通过青海、四川、西康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等渠道，采用广播、同西藏地方官员接触、通信、派人劝和等多种方式，向西藏地方当局开展政治争取工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1950年5月开始，用藏语向西藏人民特别是西藏上层人士广播，使他们尽快了解中央人民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政策。并请在西藏上层中有很大影响的喜饶嘉措大师发表广播讲话，说明中央人民政府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呼吁达赖派代表赴北京协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不要听信帝国主义的谣言。

　　通过各种渠道建立接触

　　进藏部队一进入西康藏区和金沙江畔，立即向西康藏族上层人士宣传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在1936年红军长征路经甘孜等地时，当地人民曾建立了“博巴苏维埃政府”，当时曾在其中担任副主席的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担任部长的大头人夏格刀登和富商邦达多吉等人，都表示赞同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愿意像当年支持红军北上抗日那样，支援解放军进藏。夏格刀登向其在藏军中的朋友、第九代本主官德格·格桑旺堆写信，劝其认清形势，不要与人民解放军为敌。吴忠和天宝给昌都总管拉鲁·次旺多吉及牟霞代本写信说：“西藏地处边陲，近百年来深受帝国主义欺凌，造成人民极大痛苦。本军希望与藏族同胞携手，共谋解放，望阁下转告达赖活佛，即派员来甘孜前线指挥部就有关进军西藏的各项具体问题详作洽商。”邦达多吉有庄园在金沙江以西，他向其所属百姓捎信，告诉在解放军渡江时不得对抗，还向在昌都的朋友进行了宣传。

　　中央人民政府通过驻外使馆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接触，表明中央的态度，宣传中央对西藏的政策。1950年4月，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人员接见在印度的西藏地方政府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等，向他们说明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原则和方针，赠送《共同纲领》，宣传民族政策，要他们在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人民解放军进藏”的前提下，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和代办申健，几次敦促他们赴京谈判，不要延长时间。

　　和平解放受阻

　　西南局、西北局还多次派人入藏劝和。1950年2月，西南局派出同西藏上层有广泛联系的志清法师（也称密悟大师），赴藏劝说达赖同中央谈判，受阻于金沙江畔。同年5月，西北局派青海劝和代表团入藏，团长为青海塔尔寺当才活佛（达赖长兄晋美诺布），副团长为青海隆务寺夏日仓活佛、大通县先灵活佛。代表团进至西藏聂荣宗境，为西藏地方当局所阻。三位活佛被送往拉萨，夏日仓、先灵活佛的活动受到限制。

　　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洛桑丹增活佛自愿申请到拉萨，劝说达赖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放西藏。格达活佛一行于1950年7月4日离开甘孜白利寺出发后，沿途宣传中央的政策法令，劝说土司头人、藏军官兵勿与解放军为敌。7月24日，格达活佛抵达昌都后，立即向昌都总管拉鲁噶伦说明来意，并给拉萨的朋友写信，表示即将去拉萨促成和谈。不料，拉萨当局得知此情况后，立即授意昌都总管，既不准格达活佛前往拉萨，也不准他返回甘孜，将他扣留近一个月。8月22日，这位为西藏和平解放奔走呼号的活佛，竟不幸遇害身亡。

　　为了对抗解放军进藏，西藏当局还大力扩军备战，藏军由原来的10个代本（相当团）扩充为16个代本，并动员了大批民兵和僧兵，由藏军司令率领的一批官兵到印度驻江孜兵营接受军事技术训练。还设立了由噶伦亲自主管的军饷局，向人民额外征收军粮。在拉萨、昌都等地建立电台，用藏语、汉语和英语向世界广播，进行分裂祖国和反共的宣传。他们还将藏军大部分兵力部署在昌都、那曲、丁青及金沙江西岸一线，决心堵死和谈大门，以兵戎相见，阻止我军于金沙江以东，造成军事较量已不可避免的严峻形势。解放军不得不以战求和，被迫发动昌都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