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

　　“今天是一个思想平面化的时代。”十余年前，曹文轩经由学生推荐，接触到被誉为“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具煽动性”的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

　　布鲁姆的一句“混乱的时代”，让曹文轩更加坚定了自己孤独的思索，也用更加清醒的言行去厘清自己身处的充满相对主义的云山雾罩的文学批评界怪象。

　　“我一直对我的想法很怀疑，我的想法是不是我的错觉，我的无知、浅薄和平庸？为什么我和别人的想法不一样。由此，我惶惶不安。我会想，听者是不是在暗地里嘲笑我？”不久前，北京大学举办的“文学何为？”讲座上，面对大学生、慕名而来的家长、高中生以及一些进修教师，曹文轩敞开心扉，用心灵与听众对话，让一个个生动的文学范例直击心灵。

　　曹文轩曾经惶惶不安的想法，是关于文学的，关于小说的，关于文学批评的，等等。他发现，生活在另外一个空间的哈罗德·布鲁姆的想法，无论是对文学的认知和解释，还是对观念的叙述，都与他惊人一致。

　　曹文轩认为，小说应该当成艺术来鉴赏，而不是成为社会学的文本。“比如说契诃夫，契诃夫之所以重要，关键是他的小说是艺术品，而不只因为他是一个有强烈社会批判动机的思想家。”

　　在今天，为何要重谈文学？文学是什么？一个本是常识的问题，在曹文轩的心里成为一个大大的问号：“评论小说，只是一个幌子。批评家的心机，全在比试理论上。”

　　曹文轩感慨，文学批评的园地里，没有文学，只剩下作为思想家的批评家，“文学家的身影荡然无存”。“中国文学批评染上了恋思癖。一部作品出来，大家蜂拥而至，解读思想。难道只有思想一个维度可以评价作品的高下吗？审美之维、情感之维、形式之维呢？审美、情感、形式就比思想低下吗？”

　　曹文轩从自身的创作经验谈到作家写作实际关心的问题，不是现代性或全球化的问题，而是人物、题目、细节、结构等。他把作家比作木匠，写作时关心的是“手艺”：情节怎么发展？人物怎么变得更加可信？章与章怎么连接？下面怎么写？“所以，阅读一篇小说的时候，首先应该做一个阅读者，其次才是解读者。”

　　“20世纪的各路思想神仙，都摆出一副战斗姿态，憎恨空气四处弥漫。原本，没有人怀疑文学本身是什么。现在，文学性都成了问题。中国的不少文学批评家，好像更应该划归哲学所、历史所、社会学所等等，不该在文学所。很多研讨会以文学的名义召开，身处现场，你会误以为不小心跨进某个社会问题的论坛，充满对经典的憎恨。这让我想到一个词‘怨毒文学’。文学离不开仇恨，仇恨是日常的、正当的情感，可以公开，甚至是高尚的情感。复仇主题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而怨毒文学，混杂着卑贱、邪恶、肮脏等下流品质，在善与恶、美与丑之间严重失衡。偷窥、淫乱、暴露癖等，是小人的仇恨。文学可以有大恨，不能有这样四处游荡的小恨。这面肮脏的大旗帜上，只有唾沫和浓痰。”

　　这番言辞，道出了一位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几十载的大学中文系教师的心声。曹文轩追究原因：超级相对主义是罪魁祸首，相对主义者总是站在一个十分主动的位置上，用一个短促的反问句击倒人类千年苦心建立的陈述句，文学性成为一种历史叙述。

　　“中国思想界的精英享受着思想深刻的优越感。”在他们看来，肯定什么，是浅薄的标志；否定什么，是深刻的标志。

　　相对主义，就是怀疑主义。当今知识分子扮演着满腹狐疑的形象。

　　谈到文学的根本意义，曹文轩用椅子做比喻，椅子形式很多，但功能是一致的，粗鲁地说，也就是“安放疲倦的屁股”。文学呢，其根本意义是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人性的基础维度，一是道义，二是审美。一方面，文学有利于人性的改造。现今人类的精神世界中，许多美丽光彩的东西来自文学。今天，文学的力量可能不如从前，但它的意义却愈加凸显。

　　“文学能让我们保持一份对道义的神圣回忆。从《追风筝的人》《朗读者》这样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道义的力量。”另一方面，文学比其他任何精神形式，都更能帮助人类养成情调。“情调属于美学范畴，美的意义并不是谁都能意识到。人们在意的可能是思想、知识。当下，美成为被放逐的对象，美成为一个矫情的职业。”

　　曹文轩表示，就中国当下文学的现实而言，“美的缺失，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是把丑与脏混为一谈、把虚伪与假混为一谈。”其中，一个怪现象就是通过写厕所去证明写作的真实感——

　　“我常问，究竟怎么了？作家为什么不能谈崇高、谈美？谈悲悯，成滥情；说风雅，成附庸风雅。我们在玩命地追求真实。同样是写厕所，马尔克斯笔下的厕所，有着前列腺出问题的老人对青春已逝的伤感。而我们的作家写厕所的时候，后面有这样的思想含义吗？没有。”

　　这是美在文学中缺失了。不仅如此，在当今中国的教育、建筑、服装等其他领域，美也缺失了：学校的审美教育已经窄化成音乐、美术课程。

　　曹文轩看到，江浙农村，发达了的农民用毕生积蓄盖起一座座丑陋的建筑，砖头外面是水泥，水泥上面再贴瓷砖，白色的长条瓷砖，中国中小城市的街头厕所就常常贴那种瓷砖。房子空间最大的留给卧室，而不是客厅。

　　中国人在海外购买奢侈品，广为流传的口头禅就是“还有吗？”问得外国店员目瞪口呆，惊讶“这个国家怎么富成这样，怎么有如此强的购买力”，而与此同时，国外的很多景点都有汉字书写的“请不要大声喧哗”。

　　“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在极端强调现实主义的时候，是不是还要保留一份体面呢？”曹文轩的最后亮剑还是落到文学上：“我把悲悯情怀看得很重要。悲悯永远是文学的基本精神。”

　　童心

　　或许，曹文轩的悲悯情怀起源于他的童年时代——故里水乡。

　　“我一直认为自己的故乡最美，不仅是现实生活场景上的迷恋，更多的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迷恋；不仅是表象的迷恋，更多的是对于美好人性的迷恋。”在曹文轩眼中，那里的人，虽然贫穷却善良质朴，虽然自身不够强大，却总是乐意去帮助别人。

　　曹文轩一两岁时，经常被邻居抱出去玩，然后沿着村庄的大河一家传一家，有时竟能传出一二里地去。母亲总要花很大工夫才能将他找回。

　　但当孩子重新回到母亲怀抱时，却不肯再喝奶了，因为那些也正在奶孩子的母亲已经用她们的乳汁喂饱了曹文轩。“这奶水里面，一定包含了很多慈母的善良、慈爱和关怀。正是这些家乡的人，让我始终觉得世界是善的，他们的善良和朴实，构成了清洁的人性之美，他们心灵里面的真善美构成了我创作的主要基调。”

　　在名为《肩上的童年》一书中，与曹文轩相差13岁，如今也将写作作为安身立命的妹妹曹文芳真实记述了兄妹的童年故事，“哥哥很严厉，尤其是在文学创作上，几乎不太帮我。只是给我开书单，要我多读书。但我明白，他希望我厚积薄发。”曹文轩的勤奋一点一滴地印在妹妹眼里。

　　闲时暑假，深夜起床，书房的那盏灯下，曹文轩亦写作亦读书的背影让曹文芳为之动容。“哥哥常说，最快乐的事情是看书和写东西。他的写作天赋很高，第一次初中写作文时，就在小镇的作文比赛上拿了第一名，满满一个作文本就写一篇作文。”

　　也是从那时起，曹文轩开始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小本子，唯有一点特殊的是，本子不能太平凡太普通。深谙此事的安武林告诉我：“这倒是和他儒雅的气质如出一辙。很多人都称他是个唯美主义者，这个小爱好便是一个小小的佐证。”

　　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说，喜欢各种漂亮的稿纸，喜欢各种别致的信封，喜欢新颖的本子。这种爱好有点像农夫爱农具、士兵爱钢枪。最经典的故事，就是西方某位作家对稿纸的“挑剔”，写小说用什么颜色的稿纸，写诗歌用什么颜色的稿纸，写散文用什么颜色的稿纸。

　　曹文轩外出讲课、参加会议、出差、回故乡，皮包和行李箱中，必然装着两样东西，一样是阅读的书，一样是随时可以写点东西的小本子，这种爱好显得既古典又文雅，是书生的一种标志。

　　“他喜欢本子，喜欢得有点痴迷。”如果你足够细心，便会发现一个动人的细节。会议上，曹文轩和朋友熟人打完招呼以后，表情立刻就变得凝重起来。他会小心翼翼地从皮包里掏出一个本子，然后轻轻地放在桌子上，似乎那是古代易碎的名贵文物，然后再轻轻地打开。

　　“他家里有各种各样的本子，昂贵的、廉价的、大的、小的、白色的、彩色的。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用的，书写的舒适度好，一类是富有创意的，像艺术品一样。但他对待本子的态度却是以实用为目的。”安武林对此颇为熟络，如果你能看到有同一种本子，10本以上的，那就是他自己买的。“曹文轩买本子，很有一种一掷千金的派头。一买，就是一摞，一打。绝对不会只买一本。”

　　本子上的字写得密密麻麻，曹文轩的字本来就很美，精致秀气，似乎只有这样的本子再配上他的字，才是“红粉赠佳人，宝剑赠英雄”，般配。

　　而在此前，曹文轩一直喜欢各种稿纸。1995年，江苏新华书店搞作家人文校园行，他开始去校园讲课了，觉得带稿纸不方便，所以，改用本子了。从此以后，他写任何东西，包括创作，都在本子上书写。

　　许多人问曹文轩累不累，这就如同一个笑话，你见过一个孩子喊累吗？如果“玩”是一种工作，那么所有的孩子都是工作狂。

　　曹文轩获得的奖不胜枚举。2015年3月，他的长篇小说系列《丁丁当当》被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评为全球最优秀的儿童读物。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不避讳谈及故乡，那是苏北的一个村庄，家里有父母亲和妹妹们，他很小就开始烧菜、做饭、扫地、洗碗、养鸡、养猪、养鸭、帮父母带孩子。

　　很多年以后，曹文轩在学术上、文字里、高校中自如穿梭、游刃有余、野蛮生长。而这一切，在他看来，仅仅是因为自己还保有一颗童心，真诚、自在、好奇、探索。

　　一个孩子就是一台永动机，一个孩子永远令人稀奇。

　　“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模样，断不得进天国。”（《马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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