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滇北乌蒙山深处的云南盐津县庙坝镇石笋村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据媒体报道，“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系列案的艾汪全、王付祥等74名被告人，跨6省区杀害17人。该案74名涉案嫌犯，大多数来自遥远的云南省盐津县，其中约40余人是石笋村人。

这样一个泯灭人性的案件，居然还有一个学术名称，叫做“盲井式犯罪”，得到学者的专题研究。不过回溯历史，电影《盲井》并没有发明这种犯罪模式，而是从现实中发现了“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这个荒诞的题材。

然而，关于最近这起犯罪中涉及另外一个未被触及的人性黑洞，相比于以往只是小团伙作案，如今相当多来自于同一个地区的人构成了大规模的集团犯罪，令人震惊。

这些来自同一个地区的嫌疑人分别采用类似的模式在不同地区犯下了相同的罪行，不由得让人想起了此前也出现过的砍手党村、小偷村、贩毒村等等，他们在毁灭了其他人的生活之后，自身所在家庭的生活也因此被改变，制造出更多的社会问题。

但以犯罪的形式来谋利，虽然只是一小撮人的行为，也值得充分警惕。他们在自己的村里和家人面前或许是好丈夫和好儿女，然而在遥远的另一个陌生社会中，他们就变了一个人，用犯罪谋生。这种快速生财的模式不如用商业手段那么光明正大，为此只能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慢慢地滋生感染，然而这种恶性的模式也有快速扩张的可能。

诸如此前曝光的小偷村，因为不属于恶性犯罪，而且聚财速度快，家中有小偷不再是见不得人的秘密，反而成为了一种社会资本。村里做小偷的人越多，越有机会获得媒人提亲的青睐。如此笑贫不笑娼的社会激励机制，不仅没能通过公共道德遏制犯罪，反而因道德沦丧成为了滋养犯罪的土壤。

幸运的是，社会中还是有底线的存在，诸如伪造矿难、贩毒和砍手抢劫的犯罪行为，虽然也有在一个地区群发的迹象，但始终限于一小群人的范围内。而且，以某某村来命名村庄并不合适，毕竟相对于大多数人群，参与犯罪的只是一小群人。与之对应的还有更积极的一种谋生模式，比如温州的许多村，也是同一个村的人共同学习同样的一种商业谋生技能，然后共同从事这一职业，像皮鞋村、袜子村，就在当地遍地开花。

只是，有些时候，社会底线实在是太低了。在贫穷被耻笑和犯罪牟利之间，极端的暴力犯罪并没有成为零星的偶发行为，相反，犯罪有时也会像传染，将一个普通人变成恶魔，将一个村庄中某些好人腐蚀。面对这样的行为，法律的严惩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从而限制了恶性犯罪的快速扩散。但法律的局限性也不能小看，嫌疑人一次成功以后不仅还会再犯，还能带动其他人也参与进来，这就成为了一个村庄、一个社会系统性的问题。尤其是面对嫌疑人这一端，我们如何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防护网，避免普通人受到诱惑，变成泯灭人性的罪犯。

对普通人来说，我们还是希望相信社会保障体系，相信诚实劳动也能积累财富，相信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能压抑住人性中的恶。我们更加希望，乡村中的社会网络，能和那些通过商业活动成为小康村的地区一样，建立更多积极正向积累财富的模式，带动一个社群健康成长。全球知名的金三角都能改变贩毒制毒的生存模式，我们的乡村社会何以不能呢，这是一个美好的希望，也是对全社会的要求。

□姚遥（公益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