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八一厂的第二次辉煌

成就

18岁入伍半年，就荣立三等功。

1958年凭《边寨烽火》中的表演获得第11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青年演员奖。

1962年入选新中国“二十二大明星”。

1964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王晓棠因《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角色全票当选最佳女主角。

1988年被任命为八一厂副厂长。

1992年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

1993年7月晋升少将军衔。

2001年编导拍摄了《芬芳誓言》，获当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奖项。

■辞谢补发“百花奖”

“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王晓棠凭借美丽的外表和精湛的演技，成为那个时代观众心目中的银幕女神。

1964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王晓棠因《野火春风斗古城》的角色以全票当选最佳女主角。可惜，本来定在1964年6月26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颁奖典礼，八一厂陈播厂长事先到会场连奖杯都看过了，但江青的一句话，叫停了颁奖活动。

“文革”后恢复“百花奖”评选，业内建议给原第三届百花奖补发奖杯，征求王晓棠的意见，她辞谢，“我觉得没有领奖也挺好，人们反而更能记住。”

■王晓棠的品格

八一厂纪录片导演张加毅的“草原之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东方第一小夜曲。在他的著作《纪录辉煌》中专门写了一篇“‘文革’中的战友王晓棠”，记下她被造反派“专政”的情况：晓棠的“罪状”是两条，一是抗议造反派制造冤假错案；二是死保文艺黑线，炮制红线专政论。“钢丝鞭、大木棍轮番上阵，直到打坏了她的腰。晓棠始终没有低头，她有主见，有骨气。在批斗她的大会上说：我不能说不负责任的话，不能陷害别人。造反派对她无计可施，就从别的同志身上打主意。晓棠看穿这伎俩，勇敢地说：是我干的，与他们无关。当时我们被关在黑楼里，听到这情况受到极大的鼓舞，从心底涌出对她深深的敬意。”

“当时八一厂私底下流传这样一句话：男的不如女的，老的不如少的。说的就是晓棠，她那年33岁。”

■跌入低谷的升华

1969年12月，“顽固不化”的王晓棠被“特殊复员”到北京北郊怀柔县北台上林场，成为一名林业女工。迈出八一厂大门时，她回望：我一定要回来的。

她落户怀柔6年。用6年抗争一件事：回八一厂。很难，但一定得成功。若不，便没有后来的大事业。这是她人生又一次破釜沉舟的成功选择。

王晓棠说，我受到怀柔县和县武装部的厚待，受到北台上林场领导和工友们的厚待。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厚待我。北京火车站的站台职工，见我要赶末班车回怀柔，可已到了发车前的最后3分钟，车门正要关，便扬手喊：“让王晓棠上车，她是来落实政策的！”上了车，一个观众对我说，“王晓棠你好好的，还得给我们拍电影。”她扛着铁锹从山上收工，心里想，以前老说要做人民的好演员，为人民服务。可什么是人民，并不知道，只是书上写的，以前听领导说的，很抽象。今天我明白了，人民，是很具体的，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民。若能重返岗位，我只做一件事——回报人民！

■再着戎装

王晓棠成功了。1975年3月，凭着总政李德生主任头年的批示，王晓棠满怀深情地再着戎装，回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她要用影片感谢人民，可没有这样的剧本，历经艰难，她自己写出剧本，自导自演了《翔》，让主人公女园艺学家，说出自己的心声：“中国人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受了人民涌泉的恩惠，竭尽心力，也只能是滴水之报！”《翔》得到了张爱萍、廖承志、夏衍和全国华侨界、科学家、军界师友、四川、广东及《羊城晚报》、《北京晚报》的鼎力支持。“我铭记着那一个个闪光的人名！”王晓棠深情地说。

■“视名利如浮云”的广播

1983年12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照常播出。其中，用3分20秒报道了“王晓棠视名利如浮云——访电影演员王晓棠”。向全国介绍了王晓棠1983年初赴沈阳参加演出拒收演出费的事，引起很大反响。那年正兴起“走穴”，向“钱”看之风，而王晓棠在沈阳写出并在“大馆”朗诵了：“有人说，演员的最高目标是创造夺目的人物形象。不，我的最高目标是终身报答人民的哺养；有人说演员的最大幸福是获得鲜花和金奖。不，不，我的最大幸福是和人民相思难忘。”

■以厂为家的厂长

1984年，王晓棠被任命为导演，她只身六下洪泽湖深入生活。1986年编导出电影《老乡》。主题是不能忘了人民。因工作出色，再次荣立三等功。1988年被任命为八一厂副厂长，1992年任厂长，1993年7月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记者问起她的心得，王晓棠说，要求别人做到七分，自己必须做到十分、十二分。八一厂的干部于泽、张世震说，晓棠厂长以厂为家，总拿自己的钱物办公家的事。当时任厂办公室主任的刘佐详说，跟王厂长一块干活可辛苦啦，但心情舒畅。她以身作则，廉洁奉公。

她给八一厂留下的最大一笔财富是现在的王佐八一影视基地，占地713亩。当时八一厂并没有钱买地，但有军委下达的拍解放战争系列大片的摄制任务，王晓棠想出一个办法，把去外省市租场地拍摄的钱省下来买王佐乡的地，然后在这块地上搭景拍摄。现在这地价翻了百倍以上，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全国各摄制组都来租地拍戏，给八一厂创造了不菲的收入。证明了王厂长的超前眼光。王晓棠说，八一厂感谢北京市委、市政府和丰台区支持我们征这块地。

在她的带领下，八一厂创造了第二次辉煌，拍摄了包括《大转折》、《大进军》系列等一大批气势恢弘的革命题材战争巨片，载入中国电影史册。

1998年7月底，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她再度回到了她喜欢的编导天地里，于2001年编导拍摄了影片《芬芳誓言》，荣获当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华表奖”评委会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各大奖项。

■不介意问起去世的爱子

记者小心地问起她在“文革”中不幸去世的独生儿子言群，本以为她会介意，但晓棠老师没有，“我不介意提起小群，反而觉得，经常提他，是最好的纪念。”随后，她叹了口气，“这个孩子如果成长起来，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接班人，他是按照我的做人理念来培养的。”

1974年夏天，不到18岁的小群因为肝炎导致肝坏死最终去世，其实这个病不至于没救。但当时王晓棠的户口还在怀柔林场，人还不能回京，领不到工资，一家人就靠儿子一个人的粮票过活，还住不了院，后来不得不求助于八一厂，最终，小群在解放军301医院抢救了3天后去世。

在抢救中，小群还安慰晓棠：“妈妈，我们会胜利的。你吃点东西吧。”

她回到八一厂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把工资条搁到小群的像前，“儿子，妈妈拿到工资了，你一定很高兴。”

几年前，她专门把儿子生前的同学和班主任请过来，忆起1973年，年仅16岁的小群加入共青团时的情景，“当时是‘文革’中，那是很难很难的。”

有人曾劝她再要一个，她拒绝，“不要。再有也不是他，他是我的唯一。”

“现在遗憾吗？”记者问。

“不”，她坚定地回答，“周恩来总理也没有后代，我的遭遇，跟刘少奇、贺龙同志那时候的遭遇相比，算好。”

■“我是晚报的忠实读者”

王晓棠对《北京晚报》感情很深，“我是《北京晚报》的忠实读者。”《翔》的拍摄阻力很大，《北京晚报》和当年的两位记者沙青和毕琦大力支持宣传这部电影，我们一直感念着。晓棠老师问起沙青的近况，幸运的是，《北京晚报》文化部主任王晓阳正好有沙青的电话，帮助他们接上了线，也是圆了一个心愿。

现在的王晓棠，依然在进行创作。她将参加今冬召开的第十次全国文代会。自1960年首次参加第三次文代会以来，这是她第八次参加大会。

深秋的北京，绚烂之极，八一厂内道路两边的树木，叶子正慢慢变黄变红，“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采访结束，晓棠、王宸两位老师坚持送记者上车，并目送记者远去。那一刻，我的心好暖。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王晓棠的人生传奇，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