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因涉嫌同行评议造假，著名学术出版机构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宣布，一次性撤销旗下杂志《肿瘤生物学》从2012年至2016年发表的来自中国的107篇文章。据统计，这些论文涉及77家单位，包括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知名高校和医疗机构。撤稿事件既反映了以论文为导向的评价体系的弊端，更暴露了我国科研诚信文化的长期阙如。

评价体系问题不能掩盖造假的“是非”

2015年3月，英国现代生物出版集团宣布撤销已经发表的43篇论文，其中41篇来自中国大陆。同年，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宣布撤回旗下10个学术期刊已经发表的64篇中国作者的论文。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介绍，《肿瘤生物学》杂志利用2015年撤稿事件掌握的虚假同行评审信息反查了2012—2016年发表的所有论文，从而发现这批涉嫌造假的论文。

有研究表示，医学论文占全球论文总数一半左右。医学论文产出数量大，但总体质量不高。2016年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成为OA（Open Access，开放获取）论文产出第一大国，但中国作者在声誉较差、影响力较低的OA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数量巨大。研究指出，2015年，中国在SCI收录OA期刊支付APC（论文处理费）金额名列第一。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说，一些影响力低、不严肃的期刊商业味过重，而我国看重国外期刊发表的论文，可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本次撤稿的论文集中在医学领域，不少作者处于临床一线。有研究者指出，用同一尺子衡量“拿手术刀和做基础研究”有不合理之处。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科技法专家肖尤丹认为，科研评价的前提是真实，不能因评价体系自身的不合理掩盖造假的“是非”，造假触及学术研究的底线，“如果不辨是非，把责任转嫁给评价体系，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