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郭红松

我们“七七级”曾经经历了很多磨难，不少同学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这些经历也是我们宝贵的人生财富，使我们真正懂得了农村，理解了农民，也进一步读懂了国情。不管我们年龄差距有多大，背景如何不同，当我们聚在一起时，依然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我们当时经常彻夜长谈，讲述各自的故事，畅谈彼此的经历。我们入学时，国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这也让我们对国家光明的前途充满了期待和憧憬。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应当成为国民表率、社会栋梁。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宿舍里，每个人都在关心国家大事。那时宿舍里没有订报纸，我们就到外面公共橱窗栏里仔细阅读每天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甚至自觉地就这些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展开讨论。1978年，全国开始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我们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讨论。我们与百废待兴的国家一起度过寂寂无声的年代，迎来激情燃烧的岁月。“七七级”后来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士，其中不乏政界、学界、商界的领军人物，有人称之为“七七级现象”，这和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风气，特殊的一代是分不开的。

“七七级”是艰苦而快乐的一代。我们刚进校的时候，物资极度匮乏，整个武汉市几乎都没有多少蔬菜供应，每天我们都只能吃到一点点蔬菜，几个月见不着一点荤腥，但是没有一个人抱怨，口腹之困无碍于我们高涨的学习热情。我因为家庭贫困，学校每月还给我十多块钱的生活补贴，就靠这十多块钱，我不仅能够支付生活费，还想办法节省一点钱到书店看看，能够买几本自己喜爱的书。那个时候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由于买不起车票，甚至好长时间都不敢回家。但大家是非常快乐的。在入学一年后，随着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解放了生产力，农村的市场供应大幅度增加，各种农副产品上市，我们的生活也渐渐得到了改善。

“七七级”是求知似渴的一代。七七、七八级的同学们普遍都有一种“知识饥渴症”。在一个文化断裂的时代，每个人都怀揣着自己的大学梦，梦想成真的那一刻就更加清晰感觉到求知欲的强烈，努力抓住一切机会给自己补课。我们从上小学开始适逢“文革”，虽然学到了高中毕业，但实际上不间断地停课、闹革命，课堂几乎没有学到多少东西，就像小孩出生后没有足够的营养一样，我们在启蒙教育方面始终是营养不足的，主要是在社会大学中学习，几乎都是靠自学。学校也是刚刚从沉寂中苏醒，很多教室多年无人使用，图书馆的图书也是刚刚解禁，基本没有什么教材，特别是对我们法律专业的学生来说，更是鲜有教材可供学习。老师通过与同学交流和座谈传授知识，主要课程集中在政治理论和文史哲等科目。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重回校园的同学们如沙漠遇水，几乎疯狂的补习，以期弥补十一年间知识的亏空。我们几乎全年泡在图书馆里，真正把读书当成了一种享受，一种快乐，一种满足，每天早早地就去图书馆占座，甚至经常出现图书馆一大早就排起长队的情况。有人甚至中午只带个馒头、带个饼，钻进图书馆就不出来，晚上宿舍熄灯以后，有人仍然打着手电筒在床上看书或在路灯下看书。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哪位老师在课堂上讲学习的重要性、知识的重要性，但每个人都深深地知道和理解学习的重要性。我们是从大学开始学习英文，从最基础的ABC开始，也没有录音机、录放机，甚至没有收音机。当时很流行的做法是，每天揣个小本，记上每天要背的单词，在食堂打饭、图书馆借书排队或者下课的空隙，拿出这个小本读上几遍或者看上几眼。

“七七级”是独立思考的一代。我们每天都沉浸在学习之中，但不是死啃书本、死记硬背，对书本上的内容都在认真思考。每次下课之后，老师总要到我们的宿舍里来，回答同学们的各种提问。回答和提问完全是自愿的。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工作、生活经历谈自己对老师讲解的各种法律问题的看法。那时候，没有要求每个人写论文，但不少人课下就开始针对老师的讲解写学习体会，甚至小论文，可惜当时没有多少像样的教材，没有多少可供参考的资料，每个人都是凭借自己的思考在写作。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之后，大家经常会争论得面红耳赤。那个时候，每个人的生活、想法都很简单，既不追求金钱、权力，也不追求地位、名誉，大家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不管是大学毕业之后选择继续深造，还是投身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时间于我们是最为珍贵的，我们都想尽快弥补失去的十年。当时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籍，虽然这些书可能无助于形成成熟的专业知识体系，但为我日后形成独立思考的精神和人文情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中的不少人迷恋文学，成为文学青年，写小说、写诗歌、写剧本，希望闯进文学的殿堂，圆上作家梦、诗人梦。我也是这其中的一员。茶余饭后总是在讨论唐诗宋词，讨论当时兴起的“伤痕文学”。文学研讨成为很多人的第二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