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是他的标签,也是他的态度,“未来要仍从生活出发,用好知识和话语权,更主动和充分地,融入更好的新时代。”

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杨成长,这些年最爱去的地方是菜市场。顶着国内首屈一指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光环,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并没觉得生活的构成要素有什么变化。因为要长期对宏观经济保持高度敏感,要通过大势研判创造利润,杨成长越来越觉得,菜市场是个能检验经济生活冷暖变化的地方。

张嘴就“三驾马车”、全要素生产率、就业率、供应链……一句话里带上三五个英文单词,一手握着企业财报一手捏杯美式咖啡,眼睛里只有天花板。这可能是不少人眼中经济界人士的“人设”,但不是杨成长。

杨成长什么样?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他与生于同时代的人有着许多相近际遇,他说人生有过遗憾、蹉跎、迷茫,也有过搏击、突破、惊喜。如今的杨成长侃侃而谈、务实平淡。他觉得,现在的日子很幸福,过去想都不敢想。

1978年,15岁的杨成长考上了安徽省肥西县师范学校,正式以中专生身份,从那个儿时印象里水面开阔、禾苗翠绿肥壮,而实际上异常贫穷的农村家园,走进县城,走进社会。

至今算来,杨成长向社会要学问的岁月,刚好走过40年。

知识,际遇,选择

最好的初中毕业生去上中专学校,反倒是成绩中等甚至一般的学生,继续读着高中。今天无法被理解的选择,在40年前却是极为务实的决定。

1977年,中国迎来高考改革;1978年,中国迎来中专改革。对于试图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农村少年杨成长而言,他只有几个月复习时间,用来报考毕业后就能捧上铁饭碗、转成城镇户口的中专,两个热门专业让他的选择有点骑虎难下———一是考交通学校,出来能当人人羡慕、特别是男孩子羡慕的司机;二是粮食学校,对于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的农民而言,分到与粮食管理相关的单位,别说是铁饭碗,就是金饭碗也抱上了。

但冥冥之中的安排,打乱了这个少年的如意算盘。那是一个以你考的离家有多远来衡量你能力有多大的年代,而杨成长最终被离家最近的县城师范学校录取了。未来,他最有可能的归宿是小学或者中学里的教师。

无论别人是否说过,至少少年杨成长心里曾经否定过自己。更让他觉得迷茫的,是那些成绩一般、上了高中的学生后来能顺利考大学,他是优秀的中专生,却与大学失之交臂。

今年,肥西师范学校专门为杨成长这一届毕业生搞了场入学40年同学会,很多毕业之后就不曾再见的同学重新聚到了一起。在他们和自己身上,杨成长总结出不少人生感悟。而在当年,那些无法以正常渠道考大学的人:一部分后来下了海,用财富改变了命运;一部分真的如愿抱上了所谓的“铁饭碗”,也由此承受了时代的挑战。

中专毕业,成家立业,到学校任教,业余时间到县里的新华书店找书看,半工半学,以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学习精神,以发挥自身最大想象力去接近那些抽象的逻辑。抓紧一切机会“自我求学”,把安徽省图书馆当作第二课堂,数年苦读。际遇最终向勤奋者伸出橄榄枝,杨成长以中专生学历考研,成为上世纪80年代西方哲学硕士,90年代经济学博士。

股票,菜市场,花裙子

过去40年里,杨成长的地理坐标发生过三次大的变化,从农村到县城、到省城、再到直辖市上海;而如果说到人生的坐标,杨成长身上还曾有过另一个标签———没考博士之前,他已经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当时,朴实的父母怎么都不能理解儿子的选择,堂堂大学老师,怎么读了博士反而要到企业去?眼看着抱上个铁饭碗,怎么又不要了呢?

“你怎么去证券公司搞研究了?”40周年同学会上,因为人生纬度的变化,多年前的同学对杨成长的生活轨迹充满好奇。

这一问恰恰问到了点子上。如果说1997年去到证券公司工作是来自农村的杨成长在谋求一份能“大大缓解经济压力”的收入,也愿意为此做细致的观察和精准的判断,进而给投资者带来真金白银的收获,那么,随着从研究员、经济学家到首席经济学家的职务变化,杨成长对宏观经济研究这份工作的理解也在深入,透过经济数据,可以看到社会民生之变,他在这份工作中找到了归属感和乐趣。

“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有大的格局,证券公司的研究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基于市场来做研究的,而高校的研究更侧重于学术学理。比如同样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政府研究团队的出发点是研究政策,高校的研究有点比较学的意味,而我们的研究就是要细到对各行各业,换句话说,我们的研究是草根式的,扫街式的,但这样做更接地气。”杨成长也因此被很多人称作草根经济学家。

草根的研究也得有方法论。杨成长的认识是,就是把最艰深的东西化为浅显易懂,要让没有任何经济学基础的人,能从实际生活角度出发,尽可能多地理解经济运行的规律。

比如,杨成长经常会被大爷大妈问到一些经济学概念。一次被问到什么是产业集中度,杨成长反问,如果他们到超市里推着车买东西,什么好选什么不好选?答案很快就有了:牛奶家电都很好选择,因为产业集中度高,大家很容易挑选品牌;但对于品牌集中度没那么高的大米杂粮,就需要自己判断品质,花时间甄选。由此及彼,所有的行业都是如此,有一定之规,不像一些“用概念解释概念”的研究者所说那般云里雾里。

但作为经济学家,要把宏观经济这点事看透,光拿超市说事还不够,杨成长说,你还得去逛菜市场,走城市巷弄。

开会、调研,杨成长一年到头在办公室里坐着的时间很少。每到一处,如果找不到人,熟悉他的同事一准儿知道,他又走大街穿小巷,找生活味儿浓的地方去了。

“不管到哪儿,我都喜欢到菜市场看看,从菜品供应的角度看,我国在丰富菜篮子这件事上花了不少心思,菜市场也搞得不错。从供需关系的角度看,让价格在合理范围内波动是根本。那会儿说什么‘姜你军’、‘蒜你狠’,后来姜蒜产量丰收了,市场价格自然就降下来了;从市场信誉的角度说,过去菜市场缺斤少两时有发生,现在一台来自第三方的公平秤解决了所有问题。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菜市场从来都保持一种平衡状态,既不短缺也不过剩,运作机制非常灵活。其实,很多市场的交易原则也是这样的。”

比如股票市场跟菜市场,在杨成长看来就没有什么本质不同。菜市场里有人卖有机大白菜,价格很贵,普通大白菜卖1块钱一斤,它就要卖到5块钱,即便说得再好,一般百姓还是不会买。而在股票市场,股票的质量不能像大白菜一样,要么看得到质量,要么有价格杠杆做参考,由于信息披露很多时候不能让老百姓看懂,再加上有人爱投机,就会导致你买到手的股票未必如你所愿。所以,在杨成长看来,让股市更成熟的关键,还是要让最普通的投资者能够看懂那些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能够明白哪句话对应着企业有可能出现的什么问题,就像买白菜,如果真的有人就想买有机的,也同样能买到一样。怕就怕,你按有机白菜的价钱买的这只股票,最终发现,它可能就值剩菜的价。

无论多深奥的宏观问题,草根经济学家致力于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找到答案、总结出规律。经世济民,这是杨成长的信条。

几十年的上海工作经历,杨成长对里弄文化感触颇多,每次出差到北京,他也会在纵横密布的胡同里,以一双经济学家的眼睛去寻找生活启示:在相对集体化的生活模式下,没门没户的垃圾是怎么处理的,厕所怎么布局,老院子里的空调外挂机如何安装,这些问题都很实际,也都能以小见大。“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城市里最不缺的就是高楼大厦,但微观治理体系的建设如果跟不上,同样会影响甚至拖累宏观布局,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警觉起来的问题。”杨成长类比说。

既要维护研究的严谨性,更不能忽略与实际的结合,在杨成长看来,经济学家研究的不是一部割裂的社会进化史。

“没有哪个经济问题是独立存在的,就好像女孩买裙子,她们的偏好可以用审美倾向、实用性来判断,但在购买这条裙子的一刹那,是什么支配着她?其实原因很复杂,这里有心情状态、营业员的态度、社会约定俗成的价值逻辑,这些考虑都会影响最终的决定。”

由此及彼,杨成长认为,经济也是个复杂的构成体,很多时候,要先于经济行为来研究经济动机。这就要求经济学家的分析研究更接地气,符合实际,要有多维的视野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文化情感活动也是交织在一起的。多视角去审视,才能还原经济活动的本原。我们把经济活动从人类活动中抽象出来,形成了经济学,还应该学会把经济活动放回到人类的现实活动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