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中医,社会预期

上世纪80年代的国内,经济学这门学科并不存在。十年浩劫,让很多爱读书的年轻人,一拨投身数理化,一拨盯紧文史哲,杨成长属于后者。

至今,杨成长还能回忆起很多篇当年登在《收获》上的小说。对于他所代表的这拨人而言,文学是滋养心灵的宝贝,几千年中华历史是思考根植的深厚土壤,康德、弗洛伊德也一度是了解世界的窗户。

独特的学习和成长经历,使得杨成长在分析和研究经济问题时,尤其能够坚持多维观念。

谈及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有人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的新长征路充满期待,也有人为眼下的一些难题感到不安。

“形势很复杂、很严峻,但回看过去,什么时候没有问题呢?”

结合历史规律,从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而不只是看到大象身体的小小一个区块,这是杨成长的态度。

“从历史纵深来看,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的经济发展爬坡过坎,GDP增速超10%时,我们也并非一帆风顺;在GDP调整到现实情况时,各行各业同样充满希望。但无论哪种时刻,与时俱进都是主线。”

对于进步,杨成长有最直接感受。

杨成长的家乡肥西县,也是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最早的地区之一。杨成长至今记得那一年的大旱,地里基本颗粒无收,上面要求补种庄稼,但没有水,洒下的种子都会干瘪,农民也没干劲。后来,地方上决定,把补种耐干旱的荞麦干脆包产到户,农民种地一下子有了热情,不仅在大旱之年实现了丰收,更让大家第一次有了为自己种地的意识,更影响了后来40年,中国经济的走势。

与时俱进的参考值,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横向看,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都会面临困惑,也会在一些领域刺破风险。纵向看,我国经济也存在着发展中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杨成长的观点是:要学会辩证看待,比如房地产价格调整这一话题,既要考虑人口数量对住房存在的刚性需求,也要考虑土地集约化使用的问题,片面对一个经济现象作出判断是不理性的。

市场总会受到人们的思想预期影响,所以经济学研究工作者还要特别注意引导大众预期。在杨成长看来,这也是新长征路上,经济研究者要继续肩负的责任。

“我们要引导大众的合理预期,不能反过来被一些情绪绑住手脚,比如中美贸易摩擦,很多百姓会认为这对我们影响很大。但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这种认识和思路就显得偏颇。制造业出口在我们制造业总量中占多少比例?从长期看,事件是否对我国工业发展存在倒逼作用?要回答好这些问题,我们要真正从丰富数据、分析方法、思考逻辑入手,引导好大家的预期,或者说是形成一种新的预期,而不是形成越转越大的不理性漩涡。”

杨成长还担心着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宏观经济中的问题看不见摸不着,GDP的内涵外延是很抽象的问题,对于一个没有经济学基础的人来讲,很容易从单一数据入手,形成非理性判断。

“在传播渠道日趋多样和即时的情形下,如何让大众脱离不合理预期,从而避免难以估量的市场波动,这也是很重要的事。”在杨成长看来,宏观经济与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家庭不同,不是一个个单一数据的组合。看待宏观问题有时候和中医望闻问切有点像,是间接和系统性的。一个人身体当下如何,远期可能会有什么问题,不是单看一个当下表征。

投资花了多少钱,投资增长多少,都算得出来。但有多少投资是有效的,哪些投资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些要长期观察。

消费也是一样,现阶段,你可以统计出商场、网店卖了多少东西,但服务性活动中的消费是无法准确统计的。

进出口可以从海关看额度看增长,却无法明确解答每一个增长背后的为什么问题。

借助“三驾马车”的独特性,杨成长想说的是,做多维系统性的理解,且风物长宜放眼量。

话语权,平台,集体主义

作为一名市场机构中的经济学家,说话,是一件必要且慎重的事。一句话可以引导投资者决策,也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波动损失。杨成长对自己的要求是,判断不明的时候寡言,需要说话时一定要“说到点上”。

做报告的时候,杨成长不爱用PPT,甚至连底稿都没有就能出口成章,各种经济和社会统计数据都在脑子里,发言可以随时拎出成串的政府、银行、企业各类市场主体的数据和互相关系。有人说他勤奋,他更愿意谈责任———对问题认识理解有多深刻,提出的问题和给出的方案就能有多精准,对中国经济而言,这样的责任心越多越好。

在政协平台亦如是。

从上海市政协委员到全国政协委员,杨成长的感受是:对政府理解有多深,参政就有多透。

“参政议政,首先对‘政’要有了解,政不仅是政治、政务,更具体地说,是政府怎么去管理经济、社会、市场的,政府部门是如何制定制度、行政运作和实现职能的,他们目前存在哪些问题,对解决这些问题有什么思路?对这些问题都要搞清楚。你不是给他们提意见吗,你对他们的酸甜苦辣都不了解,能提什么意见呢?”

不仅是对参政议政的对象了解,还要对政协平台有了解。而这种了解,也一如他的草根经济学理论,要相信自己看到听到和经历的。

政协平台的平等性,杨成长深有体会。“政协委员里有官员,有企业家,也有其他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代表。但在政协,只有委员这一个身份,大家在一个平面上交锋、交流。”

平台的多元性,杨成长耳濡目染。“不同身份背景的人在从不同的角度谈看法。现在没有一项政策措施是百分百正确和百分百有人拥护的。为实现决策效益的最大化,特别需要不同层次不同层面的人从不同角度来分析。比如房产税问题,房地产开发商、普通民众、税务人员和港澳委员都能从不同的面向分析。”

政协平台的效率,杨成长历历在目。他扎根资本市场、立足金融机构的提案建议多次获得批示;先后参加过多项国家层面和上海层面的发展课题,推进相关问题解决;他参与的政协调研,也因为听得到有关部门的真话,研讨高效有力,最终提出影响政府决策的好建议……

不过提及参政议政的热情本身,杨成长觉得,还是离不开自己的成长经历。

“经历过改革开放,也经历过计划经济阶段,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就是集体主义观念。我们曾经的生活就是放牛、喂饲料,给牛轰蚊子、看牛棚……集体主义,是我们一代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也是我们的基本坐标。”这种集体至上的观念,也让杨成长对于社会、国家、公共利益,“从骨子里认为自己有义务责任”。

旧路被甩在身后,改革开放进程中一切都在变,甚至从事金融行业20多年,杨成长也依然无法为金融下一个准确定义。

上世纪80年代,人们理解的金融,核心问题是定价,发了工资就得买东西,因此大家讨论最多的是价格改革,关注价格学。当时,国内有很多价格改革研究所。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有了交易所,比如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人们理解的金融是为企业融资的工具。

本世纪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对于金融的关键词有两个,一是房地产,二是互联网。未来,与金融相关的认知还将更加多元化。

因为见证了变化,杨成长更能理解我们所遭遇问题的复杂和演变,也更能理解政府决策难度之大。“我已经有了很好的参与渠道,能让我把知识能量贡献出来,为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服务,这就够了。”

……杨成长的过去,被时代裹挟和改变,身上也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进步是时代的常态,也是他的常态。各种因素的化学反应,炼成了一个独特的草根经济学家。草根是他的标签,也是他的态度,“未来要仍从生活出发,用好知识和话语权,更主动和充分地,融入更好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