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案件的四大特征

特征一

科级“小官”贪污占比76.15%

在一中院审结职务犯罪案件的被告人中，科级及科级以下的为1756人，占被告人总数的76.15%；处级421人，占被告人总数的18.26%；司局级107人，省部级以上的22人。科级及科级以下的“小官”是涉及职务犯罪的主要群体。在房山区燕山清洁队队长王远利贪污案中，身为清洁队队长的王远利，利用职务便利，在负责与相关单位签订垃圾清运、道路清扫委托协议过程中，以开具“大头小尾”发票等手段，贪污公款达220万元。

特征二

从犯罪到案发时间跨度平均为7年

一中院审结的职务犯罪案件，被告人犯罪的时间跨度为5年以内的1766人，占被告人总数的76.58%；5至10年的432人，占18.73%；10年以上的108人，占4.68%；犯罪行为时间跨度平均为7年，最长的22年。犯罪时间跨度最长的是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原主任李柱。公诉机关指控，李柱于1989年至2011年间，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犯罪时间跨度长达22年。

特征三

犯罪年龄35岁至45岁占比最高

一中院审结的职务犯罪案件中，被告人首次实施职务犯罪行为时55岁以上的为179人，占被告人总数的7.76%；45岁至55岁的707人，占30.66%；35岁至45岁的866人，占37.55%；35岁以下的554人，占24.02%。35岁至45岁，年富力强、掌握一定权力的群体在各年龄段中占比最高，而35岁以下的被告人占到24.02%，呈现出“初犯”低龄化的趋势。在中国工艺美术（集团）公司出纳员张某挪用公款、贪污案中，张某利用职务便利，第一次采取重复开收据、收入及提现不入账等手段挪用公款时，年仅20岁，张某因案发而被捕时年仅23岁，是所有被告人中“初犯”年龄最小的。

特征四

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岗位是“重灾区”

权力集中、资金密集的部门和岗位是频繁涉案的“重灾区”。一些领域，甚至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关键领域，出现了多人涉案的“塌方式”贪腐枉法。有的机关、单位风气败坏，甚至出现了大面积贪腐问题，往往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处一个案件牵出一窝人。

一中院院长吴在存介绍，近年来职务犯罪案件还呈现出了新的变化趋势。如犯罪手段更加隐蔽，犯罪主体日趋多元，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更加明显，系统性“塌方式”案件增多等，这些变化趋势也给案件的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 分析

既有制度形同虚设 权力缺少必要制衡

分析一中院审理职务犯罪案件，造成职务犯罪的首要因素是理想信念动摇，思想蜕化变质。

其次，是涉案人员心态严重失衡，沾染低俗“癖好”。根据案件审理经验梳理，职务犯罪案件的被告人普遍呈现出三种心态：一是变相补偿心理，部分领导干部因升迁无望，极易对其拥有的权力、地位与经济收入不成比例的现状产生不满，从而意图通过职权获取非法利益，获得心理补偿；二是为权力丧失做准备的心理，部分领导干部临近退休，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想法、为离职后积累财富的想法和利用职权及时行乐的想法，都促使其利用职务谋取非法利益；三是侥幸从众心理，认为身边存在通过权力“获取”财富未受惩罚的现象，从而产生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违法攀比。心态失衡后，往往导致放弃对自己的要求，极易沉溺于某些“烧钱”的兴趣爱好，甚至沾染赌博等低俗“癖好”。

此外，法制意识淡薄，道德水准不高，也是犯罪的两个成因。而作为一些手握权力的官员，权力过于集中，缺少必要制衡是职务犯罪的客观成因。

法官举例说，一些重要的权力集中在少数单位，有的单位对于数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的项目，同时负有立项、实施、监督检查等职能；在单位内部，权力也过于集中在个别部门，如一些单位的“计财处”就集中了单位财务从计划、执行到监督的所有权力；还有一些部门和农村基层组织中，“一把手”专权，无视“人财物”制度的现象突出。

此外，权力缺少必要的制衡。一些单位、部门的风险防控制度先天不足，执行的刚性不强，对制度落实的监督检查不到位，导致既有制度形同虚设，难以形成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衡。中国航天工业供销总公司总经理助理、航天物资进出口公司经理王大庆贪污、挪用公款案中，王大庆就是公司财务上的“一支笔”，经常口头安排财务人员支出资金，从不给财务人员留任何签字的单据。他在数年间屡屡前往澳门赌博，从不避讳公司员工，一夜间输赢几百万元是公司内人尽皆知的“秘密”。

新京报记者 王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