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13日，中萄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后，马万祺（中）和崔德祺（右，系崔世安叔父）接受记者采访

　　在北京贵宾楼，记者见到了这位精神矍铄、温和儒雅的“澳门老人”。意外的是，老人的国语比记者想象的要流利，尽管采访过程中仍不免有个别词语听不太清楚，但每遇这种情况，老人便会认真地取出笔来将记者听不懂的话写在纸上。尽管已步入耄耋高龄，老人的思路依然很清晰，他向记者讲起了他的澳门往事……

　　从香港到澳门

　　1919年12月12日，我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南岸村。父亲40岁才生我，在为我取名时他想到，乱世中的人们渴望有一个和平环境，使百姓能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国泰民安，而《诗经?大雅?行苇》有“寿考维祺”句，《荀子》有“俨然壮然祺然”句，父亲就给我起乳名“阿祺”好了，学名为“万祺”。

　　我满月后，母亲却因患了乳疮不能哺乳。因为没有奶吃，我肠胃不适应稀粥米糊这类食品，身体并不强壮。母亲十分疼爱我，经过多位朋友介绍请奶妈喂奶，直到我会行走了才离开奶妈。对于这位奶妈的哺乳之恩，我长大成年之后没有忘记，经常接济她家人的生活，并帮助她至终老。

　　5岁半那年，我便入学接受启蒙教育。在学社里我年纪最小，可每当老师叫背书我都能背出来，很受老师的喜爱。在学社里学《三字经》、《四书》这些古文，我打下了一定的中文基础。7岁时，我进入本村“民众学校”读小学二年级。在这所新学校里，我学会了珠算和算术，还接触到了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爱国思想，我最先学会唱的一支歌是《打倒列强》。

　　1929年夏，我读完初小3年后便考入南海中学附属高级小学五年级。1931年秋，我考入南海中学。南海中学一向以教书育人的优秀成绩而蜚声南粤。我入学的第一堂课便是由老师带领新同学去校展览室参观校史。

　　开学不到20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整个中国都笼罩在浓重的民族危机与救亡咆哮中，南海中学的全体师生也组织了游行示威，抑不住心头怒火，我也加入到示威游行的行列。站在广州市西门口和河南同福路的商店门口的椅子上，因激动而小脸涨红的我向路过的行人大声演讲。我还随南海中学宣传队，沿着广三铁路向佛山、三水进发，每到一地就向当地的老百姓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我后来曾8次回过母校，到校园里这里走走，那里瞧瞧，对母校有份深厚的感情。我曾对南海中学负责人说，要抓好德才教育，提倡新式教育方式，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华民族重教育的优良传统不能变，特别是爱国主义精神不能变。

　　1934年是我最不幸的一年，也是我一生事业追求发生突然转变的一年。这一年8月，父亲突发脑溢血而辞世。当时，我刚参加初二结业式，正怀抱将来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为振兴中华发挥更大作用的雄心壮志。南岸马氏家族的马合成堂的全部财政经营一向由父亲负责。现在父亲突然病故，几位叔伯都认为我为人忠厚肯干，希望我继承父业管理马合成堂的财产物业。而我认为自己年纪尚小，缺乏经商和管理物业财政经验，恐怕不能胜任。如果继续升学直到大学毕业，将要花费8年时光。于是，我选择去广州公民学校上学——学校以教古典文学为主，也教授珠算会计等，是一所培养商业人才的学校。后来，我还跟随其他学校的几位国文老师学习赋诗填词。

　　1936年底，我开始真正涉足商场。我为人随和，商运通顺，在大是大非面前泾渭分明，坚持原则。

　　1938年，中国抗日战场先后取得了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的胜利，这些消息鼓舞着我，于是我便与一些朋友相约去延安参加抗大。他们到了约定起程的时间却不见联络人员来时，才知道韶关的联络站被敌人破坏了，就没有实现赴延安的愿望。

　　这一年广州沦陷时，我经营的信兴、信栈、升平、升昌、永和兴等粮食、土产批发商行被日军炸毁烧光。这时，我并没有悲观消极，我知道红军长征的伟绩，寄予厚望。我在广州沦陷后避居香港，成立泰生行和永裕昌行。1941年12月，日寇铁蹄踏进香港，我创下的一点基业被日寇掠夺，所幸的是，我因处理商务滞留澳门，免遭战祸。

　　香港沦陷后，我又移居澳门。从此，我再也没有离开过澳门。到澳门后，我开始在这里拓展事业，先后在澳门组建了恒丰裕行、和生行、大丰银号等公司。就在事业日渐兴盛之时，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中国人在澳门这块自己的土地上并不是真正的主人。1948年，我加入了澳门最大的民间组织中华总商会。在澳门回归以前，总商会一度是澳门各界人士从殖民统治者手中争取权益的代言人。作为中华总商会的负责人之一，在维护澳门工商界正当权益的时候，我总是站在最前面。

　　我第一次到北京参加国庆庆祝活动，是在1954年。那是共和国成立5周年，我以港澳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在天安门观礼台观看盛大游行，晚上还同10多万群众一起，在天安门广场跳舞观烟花。我长期不能释怀的是，澳门当时还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