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邓小平的百年诞辰即将到来之际，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在澳门对中新社记者说：“作为邓小平生前的老朋友，我十分怀念他，如有在天之灵的话，我想告诉他，澳门现在发展得很好，澳门人民想念您”

　　我与叶剑英和邓小平

　　我大儿子马有建、二儿子马有恒小学毕业后都被送到内地学习。1965年，马有建在西安冶金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首钢工作。1967年，“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叶剑英为了保护马有恒，让他住在家中，并叫他不要外出，惹来麻烦，并常叫马有建到他家居住，对我的两个儿子关心照顾有如子侄。

　　1967年，为了感激叶帅对两个儿子的照顾，我来到北京拜谒叶帅。我是“文革”开始以来较早去拜访叶剑英的侨胞友人。当时，已是71岁高龄的叶帅迈着大步在寓所迎接我。叶帅对我谈起“文革”的无政府主义现况，感慨万分，但他还是充满信心：“我们中国有句古话，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现在不报，时辰未到。”说罢，叶帅淡淡地笑了。叶帅希望我在澳门、香港做好团结工作，消除“文革”在海外的影响，告诉海外侨胞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港澳和海外侨胞的关心和爱护。此后，我每年都来内地，看望叶帅等友人。

　　1978年“五一”劳动节前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宴请华侨和港澳同胞的代表，我被邀请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代表招待会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政协主席的邓小平先生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几千人的晚宴上，我有幸被安排坐在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先生旁边。那是他第一次和我谈话，我感到很亲切。他谈到国家当时的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计划时说，中国现在政治局面和社会情况已得到稳定，但国民经济还不是很强大，工业、轻工业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农业也很落后。他希望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团结起来，共同参加祖国的建设。我很赞成。我认为，我们一方面要继承中国的优良传统，总结成功和挫折的经验与教训，另一方面，吸收和借鉴外来好的经验与技术，还要多引进科技人才。我的意见得到许多与会者的赞同。邓小平先生十分重视搞好经济，说明他非常有眼光。

　　我和邓小平先生的交往后来日益增多。邓小平先生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我们两家人一直保持着友谊，我们的下一代也都是很好的朋友。在我眼里，邓小平先生不仅是一个老朋友，更是一位伟人。中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遗憾的是，邓小平先生作为这一方针的制定者，却未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邓小平先生在九泉之下可以宽慰的是，“一国两制”得到成功实践。我们港澳同胞一直都非常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