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戏剧储备做幕后更得力

　　记者：听说您从小就是一个戏迷？

　　田沁鑫：我小时候在戏校长大，学过刀马旦。我自己性格比较内向，不适合舞台。但是我从小非常爱看戏，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跑，看各种戏，北京人艺的、青艺的。我们国家的地方剧种，只要是进京演出的我都去看。这是我少小时期最大的乐趣。每去一个地方看戏就记笔记，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惊讶，这是我写的吗？分析人物很全面。后来从事戏剧，我非常感谢那段看戏的经历。我现在对戏剧的储备，包括对东方史、对艺术审美的认识，都是从看戏中产生的。只是我一上台就害怕，不适合当众表达，有点儿自闭，所以我觉得我从事幕后比较靠谱。

　　记者：您这么热爱话剧，当时报考中戏是不是您的首选？很想知道您上学时的状态？

　　田沁鑫：我戏校毕业后，要考大学。我母亲是中央美院附中的老师，我从小学画，曾想过报考美术学院，但母亲没同意。我去中戏的文学系旁听了一年，但文学系要分比较高啊，所以我就转考导演系，就考上了。在中戏时我的成绩并不好。排戏时舞台调度、节奏都把握不准，排出来的戏很平，缺乏想象力。但老师越批评我，我就越努力，非常认真地听老师讲起承转合，然后严格按照这个节奏去做小品。那时候就发现自己很会给同学说戏，我幕后工作者的气质也慢慢散发出来。

　　记者：可是您毕业后并没有立刻从事这个职业。

　　田沁鑫：大学毕业后，深圳有一家广告公司到北京招人，我就去了深圳。当时我的一个创意打败了11家广告公司，为公司赚了98万，一下子就在广告界小有名气了。但是离家那么远，一想到小时候随时可以到剧院看戏，我就非常失落。后来朋友给了我一张话剧《雷雨》的碟，上大学时我没看明白这部戏，在深圳我一下子明白了。我就觉得我会排戏了。以前好像都是在睡觉，离开北京之后，突然醒了。

　　记者：您的第一部话剧是如何诞生的？

　　田沁鑫：从深圳回到北京，我执导的第一部话剧叫《断腕》，讲一个女人的一生。当时邀请到舞蹈家金星，觉得她能够完成我想要的。总共演出14场，没赔没赚。那时我的生活很苦，住在没暖气的房子里。当时中央实验话剧院的院长赵有亮看了这个戏，就把我拉进了实验话剧院。

　　记者：2013年您排演《四世同堂》，在北京创造了单场观众人数6000人的纪录。向来北京人艺的戏才有正宗的京味儿，您当初排演这部戏有压力吗？

　　田沁鑫：压力肯定是有，但我也有我的优势，一来我是北京人，脑子里有京城的画面储备。二来我与老舍先生还沾点儿亲，我祖上也是满族正红旗。我最早并没看过小说，就是凭电视剧《四世同堂》的印象，大概的人物感觉都在脑子里。最大的难处就是舞台形式或者说空间形式。小说给我的第一直觉是这是一部胡同戏，但又不是所有的戏都在胡同里展开，涉及多户人家。胡同里，院里，家里，这三个环境空间很不容易把握。你是导演，就得由你来找到好的表达形式，解决不好的话，不仅编剧有困难，舞美设计也为难。

　　在天津曹禺戏剧节看到审美高度

　　记者：您早期的作品大多是悲剧题材，例如《狂飙》《赵氏孤儿》，后期更多是喜剧题材，或者说是带有喜剧元素，比如《夜店》。这种风格的转化是不是也能代表您心境的转化？

　　田沁鑫：是的，我自己也更开放、更放松，自己对戏剧的认识也在转变。悲剧题材也不一定是一悲到底，可能过程很欢乐，结局比较悲。我以前的戏都是悲剧，我写的书的名字就叫《我做戏，因为我悲伤》，那时可以说我有点儿自闭。而喜剧应该是有幽默精神的，绝不单纯只是搞笑，我的喜剧的笑点融入了我对当下生活的感触、感动，融入了我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关注和对社会的思考。

　　记者：这几年我们的戏剧节很多，去年有首届乌镇戏剧节，刚刚闭幕的天津曹禺戏剧节您也看了两场演出，您喜欢戏剧节吗？

　　田沁鑫：乌镇戏剧节是一个小镇戏剧节，它独特的地方是以整个小镇作为舞台，作为背景。乌镇更像是一个美丽的女生，善良美丽而又温暖。天津曹禺戏剧节我看了《假面·玛丽莲》和《朱莉小姐》。这是近年来国内演出商邀请到的质量非常高的戏，我没想到天津曹禺戏剧节有这样的审美高度。我特别欣赏《朱莉小姐》的导演，之前在英国就很想认识她，她把戏剧与多媒体结合得很精彩，太值得我们学习了。

　　记者：《山楂树之恋》之后，您的下一个计划是什么？

　　田沁鑫：李敖先生的《北京法源寺》将由我来搬上话剧舞台。话剧《风华绝代》在台北开发布会，我见到了李敖先生。他犀利的风格我有所了解，我的性格是不够勇敢，不喜欢冲突，我不太敢跟他交流。他跟我说，你到我书房来一趟。我去了之后，我们聊了一上午，很开心。他在生活中其实非常乐观，而且很有礼貌。他问我，你觉得我哪个作品能改成话剧？我说，《北京法源寺》吧。因为我读这本书时，刚读序言就被牢牢吸引了。我觉得这会是一部很有趣的作品，所以接下来我就会和李敖先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