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政协

　　对大运河的关注，持续8年，跨越三届政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业委员会会长张廷皓引用《尚书·大禹谟》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他说，这8年，全国政协就是始终抓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这个题目，做到精到之极。但为什么是政协？

　　此次大运河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包括河道遗产27段，总长度1011公里，相关遗产共计58处，分布在2个直辖市、6个省、25个地级市。正因为如此，韦建桦说，大运河8年保护和申遗历程，最困难的事情，不是知识储备的不足，不是资料收集的困难，也不是筹集资金，而在于难以形成共识。“当时各有关部门、各个地方，对大运河的保护、申遗和利用持有歧见，缺乏共识。怎么办？靠领导下命令？不行！靠政府发文件？不行。上下、左右、各界，正是政协发挥沟通、联络和协调的作用，逐步凝聚了大家的共识。”韦建桦说，政协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做了各部门不能做的事情。这是因为，全国政协凝聚一批专家，大家集思广益，形成远见卓识。而委员们的使命感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推动了各方各界达成共识。他说，这也正体现了政协在中国民主政治中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2006年，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卞晋平开始分管文史工作，参与了全国政协委员大运河保护和申遗调研的整个过程。他非常认同韦建桦的看法。在他看来，政协献策不决策，监督不代庖，之所以能做好这件事情，正是因为全国政协凝聚了一批文物专家委员。委员们从联合提案开始，通过两会召开记者会向外发布新闻，通过举办论坛、督促检查等，逐步使沿线的几十个城市在大运河申遗上形成共识。

　　卞晋平记得，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在扬州调研期间，还曾说了一番很“尖锐”的话：“运河是祖宗留下来的，不可以再生的。该保的一定要保，让不是给文物局让，是给国家让，给祖宗和子孙让。有时候为了保护文物，我们就得牺牲一点自己的发展。没有文化，没有历史，人和动物没有区别。要有敬畏之心。”但就是这样的“尖锐”的话，因为出自超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政协委员之口，反而成了申遗推动进程中的“润滑剂”。

　　在大运河、丝绸之路的申遗调研中，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扮演了重要的组织者角色。卞晋平说，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就是要发挥自己专家团队的优势，选好角度，把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在大规模现代化进程中，努力去保留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足迹。

　　“疼爱和思考”仍在继续

　　因为罗哲文老先生的缘故和大运河结缘后，舒乙曾先后四次参加全国政协调研，考察京杭大运河，他将自己的所见所思整理成了一本带着情感与温度的书———《疼爱和思考———一个政协委员的大运河四次考察亲历记》。而这场“疼爱和思考”，对委员们来说，仍在继续。

　　正如舒乙所说，“运河是活的。活的，有两个含义。一是说它的功能并未丧失，现在仍在发挥作用；二是说它还在发展，是一个既有过去，又有现在，还有未来的活物。”“活态”文化遗产是大运河遗产的显著特征。至今山东济宁以南的部分仍在通航，在交通运输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他一些河道转变成为景观河、灌溉河、排涝河，在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活态”、发展的大运河，必然需要持续的关注。

　　申遗成功后，委员们还有个“心事”，那就是申遗后，运河还有更多的河段需要持续的治理。

　　大运河“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个新的起点”。刘庆柱说，未来应强化协作机制，加强管理，协调好大运河在历史文化价值保留、旅游景观利用以及运输功能使用三者间的关系。

　　对于大运河申遗成功，无论舒乙、刘庆柱还是张廷皓，都特别看重一点：打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曾对打造中华民族的内凝聚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承载着中华“国家一统”的文化基因，借助申遗成功，应该让更多的人认识古老的大运河在我国历史发展上扮演的角色，了解今天保护大运河的意义何在。